“我妈妈再没过问这件事吗？”
“据我所知，没有。后来原平被判了三年劳教，送去外地一个劳改农场，跟所有人都失去了联络。直到十八年前，我回娘家探亲，才偶然碰到他，那天他家人把他赶了出来，他带着刚出生不久的女儿在附近徘徊。”
我大吃一惊，愤怒地问：“他们怎么能那样绝情？”
“唉，原平在劳教结束后就回过省城，被父母拒之门外，后来就消失了，多年没跟家人联系，那次是他第二次回省城，才知道父母已经在前一年时间里相继去世。他很受打击，和他哥哥争吵甚至动手，被他哥哥赶了出来。”
被离弃得如此彻底，我有说不出的凄凉之感，讲不出话来。
“我好说歹说，总算拉他一起去吃了顿饭，后来我们多少保持着联系。”
我整理着自己听到的信息：“所以他和我妈妈很可能只是恋爱，两情相悦，约会时被那位书记撞见，书记很保守，难免大惊小怪，而我妈妈胆怯了，怕影响推荐上学或者回城，于是保持了沉默。可是，”我打住，无法接受自己的推论，“她怎么能这样做？就算一时胆怯自私，回城之后也应该为他辩解啊，竟然任由他被送去劳教，不闻不问。”
“那个时代发生过很多荒谬的事情。”
“不不不，梅姨，不管什么时代，如果爱一个人，根本不应该陷他于那种无法自辩的灾祸之中。”
“这只是你的推测，可可，真正发生了什么事，只有当事人才清楚。我也曾责备过你母亲，可是年纪渐长，越来越明白这世界上最难理解的是别人的苦衷与动机，妄加揣测是不公平的。”
“所以她写信对您忏悔她的行为，而您表示谅解，劝她放下。”
她苦笑：“你母亲给我来过信，说她在报纸上看到关于我的报道，鼓足勇气才写信给我，她没有谈过去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只是说越来越觉得对不起原平，想打听他的下落，可是当时我并不知道，过了好几年后我跟原平才碰面。我忘了我给她回信写了什么，不，我应该不会自认为有资格代为表示谅解。对于所有心头背负重担的人，我都会劝他们放下。”
我做不到这种无差别的宽容，尤其当那个人是我一向深深敬重的妈妈时。
她显然一直背负着良心重负，直到病重仍旧满怀负疚，至死无法解脱，可是逝者已矣，我又怎么去责备她。
我找梅姨要何原平的地址，她十分犹豫不决。
“可可，他有他的生活，有一个女儿。我们联系并不频繁，以前是写信，后来偶尔通电话，都是随便闲聊几句，从来不谈论往事，他也从来没提到过你母亲，所以直到你母亲住院前，我都没对她提起过他。我不确定他是否愿意看到你出现在他面前。”
“我也不确定我是否有胆量出现在他面前，毕竟……”
毕竟我妈妈太对不起他了，原本只是两个年轻人在寂寞绝望的环境里情不自禁偷欢，却让他一个人付出那样的代价。在三十四年之后，站到他面前，自我介绍是他的女儿，再怎么乐观去联想，他都不可能觉得是一个意外惊喜。
我彷徨不已，喃喃地说：“但我想我妈妈欠他一个道歉。请您别对他提起我，我要好好想想，该不该去见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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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清岗回家后，又过了一天，总算接到小姨给我打来的电话，听到我的问题，她顿时哑然，久久说不出话来。
“小姨，只有你能告诉我真相。”
“可可，刨根问底对谁都没有好处。”
“我并不是存心想毁坏妈妈的名誉，我只想知道我父亲是谁。妈妈去世前曾跟你说过什么？”
她又是一阵沉默。妈妈病重时，她曾请假飞过来在医院陪护了半个月之久，我每次过去，都看到妈妈与她姐妹两人依偎在一起交谈，越发认定她们之间的谈话肯定包含着我想知道的事。“就算你不告诉我，我也一定会弄清楚的。起码我可以直接去找何原平。”
“不不不，可可，不要去找他。”
“这么说妈妈确实对你提到过他？”
她无法否认。
“小姨，我已经是成年人，能够坦然面对已经发生的事情，我只需要知道真相就好。”
“没有你想得那样简单。可可，冷静下来听我说，电话里讲不清楚，我春节时会过来，我们可以好好谈谈，你千万不要去找何原平。他有他的生活，你妈妈那么负疚，也没有去找他，如果你贸然去打搅他，我觉得很不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