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的结论：
小说和电影对于“他者”的形象推广，有着重要的意义。然而，小说和电影毕竟不一定可靠。
为取悦西方受众而过分地编造，虽然可能取得市场上的成功，从艺术良心与艺术质量的角度来看，这不是很可取的。至于具体作品，还是要做整体评价，我前面提到过的张与贝的电影，从整体上看都是优秀的成功的。
全球化的进程将使东方不再神秘，依靠神秘来吸引受众，将不可能长期成功。我们（华人）与欧美人互为主体与他者，在以往许多代中国人的眼里，中国人才是主体，而欧美人正是他者异类。中国人也有过许多对欧美人、对“洋鬼子”的荒谬的描绘，许多外国人在中国的形象也并不佳妙。这需要一个过程来增进相互了解，需要一个过程学会更文明也更聪明地共处于一个多元的世界。
随着亚洲的崛起，随着中国的进步，我个人并不为中国人的形象问题而感到担忧。中国人在开放过程中学到了许多好东西，发展与壮大了自己，这也增加了中国文化的自信，树立了中国与中国人的日益良好的形象，使中国传统文化的弘扬获得了新的可能。中国在世界上不会永远是“他者”。我们也从不认为具有五千年不间断的文明史的中国是“他者”。这里需要的是交流。文化交流将对各方有益。友谊离不开正确的理解。
一
沈从文是被海内外一些论者树为“伟大的孤独”的一位著名作家，就是说，他被认为是一直对主流事业采取疏离态度的矜持者。
这样，记得从一九九九年第二期《纵横》上读到傅光明《沈从文和萧乾：从师生到陌路》一文中对沈先生的某些描述，就觉得很令人惊异。例如：
沈从文……虽然做着文物讲解员，可也一直巴望有机会出头露面。他希望能得到表明自己政治上进步的机会……萧乾清楚记得一九五七年反右时……沈从文揭露萧乾早在三十年代就同美帝国主义勾结上了……
沈在一九七〇年九月二十三日致萧乾信中谈到他正在摸索新诗道路，他提到中国人民在伟大领袖毛主席领导下，万千民众不断努力，人间奇迹得以一一出现，自己便在兴奋中“写了首《红卫星上天》的长诗，如有机会在另一时公开。可惜照目前形势说来，我大致不会看到这首诗发表了。这也没有什么关系，因为时代多伟大，个人实在小得可笑”。
那是一九七二年，萧乾想通过在北京市委工作的一位青年朋友给沈从文一家解决住房上的困难。不想沈从文得知此事后，极为不高兴，当即给萧乾写了封措辞严厉的信，指责他多管闲事。两人偶然相遇，沈从文劈头就是一句：你知不知道我正在申请入党？
那已经是八十年代了，杨振声之子杨起先生为出版《杨振声文集》，便去找沈从文写序，不想沈从文那篇序写出来是写得近乎批判证明材料。
到了该刊物同年的第十一期，发表了对上文质疑的苏仲湘文：《也谈沈从文与萧乾之失和》。同时，此刊也发表了傅光明“致本刊编辑部的信”。仍坚持他的文中所提诸事是可靠的。
笔者按：沈翁、萧公我所敬佩者也，上一代的是是非非非我辈敢于置喙者。问题是把绝对的疏离，即不合作态度变成价值标准，恐怕是后人的起哄即kitsch（这个词下面还要再谈）也。如以此为文学评判标准，留在内地的作家大概谁也当不成排头。笔者从不止一篇文章中读到过沈翁在解放初期曾深为各种新气象所感动，以至他老想参加解放军做宣传文艺工作，这完全可以理解，也许不如此反而有损沈老的形象——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能够对国家民族的天翻地覆若无其事吗？等到时过境迁以后，以新的海内外kitsch为标准、制造新的典型、新的神话，是否有这等事情呢？不可不察。
二
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介绍到我国后，“媚俗”一词立即流行了起来。近读海外一刊物上学者景凯旋的文章，乃知它的原文是德语词kitsch。景文介绍了昆德拉自己对此词的解释，昆自称他是用此词指一种矫揉造作的虚假的崇高状，指以一种虚假的浪漫主义与诗意的本质化来掩盖真实生活而不能面对生活的全部真相。故此，昆德拉才引用希伯来谚语：“人一思想，上帝就发笑。”同时昆德拉恶作剧地调侃大谈屁眼与大便的问题，他问，那些伟大的神灵，大便不大便，长不长屁眼呢？景文还说在国内的文化讨论中kitsch恰恰被做了意义完全相反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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