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便说一下，沟通云云，虽非新词，似也是近几年受海峡那边影响才大用特用起来的。
请中央电视台的同志原谅，我是贵台的忠实观众，而且深感你们的节目愈办愈好了。
六
近有大谈毛文体者。无疑，毛泽东在文体上也极有自己的特色，同时，他的文体在人们中特别是我辈中有极大的影响。毛的文章写得比较生动活泼，尖锐泼辣，高屋建瓴，十分自信，动辄做极致语而又时有调皮。例如他讲“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再如他的“教条主义不如猪屎”论，他对“党八股”的声讨，他的《敦促杜聿明投降书》，等等，都是耳熟能详的精彩文本。
这样一位革命领袖、开国一把手，又曾被崇拜了个不亦乐乎，当然他的文体影响了许多人。问题是这个文体本身到底有多大问题，这个文体是不是注定了要犯“左”的毛病呢？
我倾向于认为文体是一个中性的概念。除了毛的文体以外，学沈（从文先生）的文体的人也不止一个，并不都是学得好的。学鲁迅文体的人也不少，有鲁迅尖刻的不少，但有鲁迅深刻的不多，很不多，而肤浅的尖刻是不足取的。学孙犁、学马尔克斯、学普鲁斯特、学杜拉斯的文体的人也不少，成事的也有限。顺便说一句，王小波等那么样地推崇杜拉斯，而王小波绝非“媚俗”辈，但我在法国听一些文化人讲，他们那里对杜的评价是不怎么高的——这里又出了“猴吃麻花”的故事了吗？
毛文体恐怕不是一个价值标准。至于把某某人说成是由于摆脱了毛文体的影响而了不起的，恐怕也是隔靴搔痒；何况如果这位朋友是参与过著名样板戏的创作的话，树之为反毛文体的典范，客观上不免成了那个啦。
“知识愈多愈反动”的说法自然不对。“书读得愈多愈蠢”云云，在特定的条件下，还是有几分道理的。我国戏曲舞台上，话本小说里，口头传说中，书呆子的形象为人们所熟知所嘲笑，当然不是没有来由的。总括起来这些受书害的人们的特点是：瘦弱，不能吃苦，不能稼穑，胆小，见到美女神魂颠倒却又不敢追求，常需要小丫鬟的提挈栽培，遇事没有主意，遇到恶人就吓破了胆，酸文假醋，该断不断，另一方面却又优越得不行，一朝得中状元，翻脸不认糟糠之妻与贫贱朋友。他们的形象真够可以的。
书是教人学问、教人聪明、教人高尚的，为什么书会使某些人蠢起来呢？因为书与实践、与现实、与生活之间并非没有距离。人一辈子许多知识是从书本上学的，还有许多知识和本领是无法或基本无法从书本上学到手的。例如：游泳，打球，太极拳，诊病把脉，开刀动手术，锄地，割麦，唱歌，跳舞，拉提琴，恋爱，靠拢领导，团结群众，与对立面斗心眼儿，申请调动，申请住房，增加收入……直到写小说。书是非常重要的，但书未必都很实在。书要比口头语言的传播精密得多、负责得多，但也常常经过太多的过滤和修饰。还有许多题目、题材尚未形成可以成书的原料与动机，有些事理太鄙俗、太丑恶，书本上不肯写。例如没有一本书教人们如何“走后门”，但事实上“走后门”的愈来愈多。
换一个角度想，即使为了加强廉政建设，也需要更好地研究开后门与走后门的林林总总，但如果当真撰写出版一本“后门大全”，则很可能起到消极的教唆的作用。这也叫两难。有些事理太高妙、太精微，许多艺术上的感觉、激情直到技巧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不可通过书本来传授——即使是烧一碟好菜，也不是光靠读菜谱能做得到的。还有些事理太重大、太根本，与之相比，书本的分量反而轻了。比如一种人生观、一种主义、一种信仰，往往是一个人的全部经验的总结，全部人格的升华，全部知识的融汇，它来自生活这部大书的因素超过了某几本具体的书。如果某几本具体的书起了关键作用，也是因为符合了该读者的生活经验与生活需求。例如读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便去参加革命，首先是因为生活中的革命要求已经成熟，而这种革命要求已经酝酿、躁动在这位读者的心里、梦里、血管里、神经里。再比如说道德，至少在我们这里绝无仅有哪一本书告诉人们可以不道德与教导人们如何不道德，亿亿万万的书教导人们要道德、要道德、要道德，但不道德的人和事仍然是层出不穷。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书的局限性、书的作用的局限性这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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