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还写到了被害人的家长去求另一个家长，另外的学生家长说道：
“……我敢得罪哪个……我敢叫我的小孩子给你去作证吗？我找死啊？你们问问自己，换了你们会怎么做……要真那么纯洁，我都不知道你们怎么活下去……”
强势的存在是必要的，有势才有序，国家才不会陷于无政府状态。强势之所以是强势，不仅在于他掌握了各种资源和手段，还在于他能够左右非强势者、弱势者的走向，能将沉默的多数变成趋奉的多数、不实事求是的多数、迫害少数说真话者的多数。
因为事情很简单，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不合理的事情多着呢，你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未尝不是更好、更安全更令人放心的办法，何况最初那位老师哭着看望孩子，还送了水果。性质虽然严重，毕竟后果尚称侥幸，孩子康复了而不是残疾了或死亡了。还有一点，你要是想告状就赶快给孩子转学，你要是不想转或者没有条件转，你最好暂时忍下来。否则，一切坏事、乱局、出丑、倒霉事，不是由你而发生的吗？
多么危险，如果不是写文章而是实际生活中一位朋友碰到了类似的事，王蒙多半会给他出忍为高的主意。就是说，想不出太好的办法。
（而且一位家长告诉我，转学也并非总是行得通的，如果老师的能量与资源比你大、比你硬，他或她可以让你的孩子转不成学。）
这可是值得深思与警惕的啊！
中国传统儒家的忠君观念，转化为一种有君无我的道德精神、自我牺牲感情，很有几分感人乃至崇高伟大之处。《红楼梦》里的人物贾政，一直被新派批评家贬得一文不值，但每当我读到元妃省亲，贾政虽是父亲，但以臣子身份向贵妃行礼，并表白了自己对“今上”忠贞之情的时候，常常为之鼻酸泪下。
近读罗宗强著《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一书，书中引用了《春秋繁露，天地之行》里的话：“为人臣者……朝夕进退，奉职应对，所以事贵也；供设饮食，候视疚疾，所以致养也；委身致命，事无专制，所以为忠也；竭愚写情，不饰其过，所以为信也；伏节死义，难不惜其命，所以救穷也；推进光荣，褒扬其善，所以助明也；受命宣恩，辅成君子，所以助化也；功成事就，归德于上，所以致义也。”读了这一段十分道德化与文学化（感情化、排比化、虚拟化）的文字，不能不赞叹一番，这可真是做到大君无私、毫不利己、肝脑涂地，“忠”了个一塌糊涂了。
以君为天、以臣为地，中国的政治学还这么“象征主义”地提出与解决问题，从这个“所指”上再去尽做与做尽“能指”的文章。中国自古以来喜欢用文学语言和比喻手段讲政治、讲政策，反过来又喜欢用政治语言政策语言讲文艺，这也绝了。这就加浓了中国政治的感情性、气魄性、道德性与不确定性，同时也加重了中国文艺的政治性、政策性、尖锐性。这个问题，我打算另文讨论。
根据罗氏的论述，两汉时的文人，虽无循吏的“直接施政”的责任，但在心理上对大一统的政权是亲近的。他们“大体是以文学侍臣的身份出现的”，所谓“倡优畜之，流俗所轻也”。就是说，他们是被“养”起来的一批文人。这也不足为耻为“轻”，既然君像“天”一样的无所不在、无所不覆盖，而且以强调君权君贵为基础建立并治理了、发育了这样一个泱泱大国，我们也就无权站着说话不腰疼地要求东方朔、枚皋、司马相如等摆脱君王统治，实现独立人格与自我价值。
罗氏认为，随着政治的问题病入膏肓，“士”与政权走向冲突与疏离。“他们从忠心耿耿维护大一统政权的心态中解脱出来，走向自我”，乃有玄学之产生。这里，把玄学的产生完全归因于士人政治态度、政治心理，即士人与政权的关怀的变化，而丝毫未提及文化上的渊源，似令人不太满足。
魏晋士人心态，这是一个很有魅力的话题。六十年代初期陈翔鹤写的小说《广陵散》与《陶渊明写挽歌》在当时那种沉闷与压抑的空气中，多少通了个气孔，让人从对嵇康与陶潜的回顾中获得某种感情的融通与激荡。当然，小说很快受到严厉的批判，情况变得更糟糕，陈翔鹤也在“文革”中悲剧性地结束了自己的一生。嵇康之祸的余波竟然延续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社会主义中国，好生令人叹息。
嵇康的故事脍炙人口。尤其是他受戮前观日影而奏《广陵散》的无与伦比的浪漫主义风格才调，真神仙中人也。看来还得感谢司马昭，他虽然杀了嵇康，毕竟还给他留下了表现与完成自己浪漫主义结束曲的机会。杀人者亦有自己的“宽容”，嵇康不幸之中有大幸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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