糖果点心都好，但包装差得出奇。很好的巧克力糖，只用一种暗淡的蓝色蜡纸包装，无金属箔，无闪光透明纸，无烫金字。
新鲜水果和蔬菜就更加昂贵，但鱼罐头价格低廉。
纺织品看来还不错，但花色品种不丰富，价格也贵。从中国进口的纺织品在市场上极受欢迎，动辄被抢购一空，或者拿到小白桦商店去卖外币。
但总的来说，苏联的食物比西方食物更接近中国人的口味。对于中国人来说，例如美国和联邦德国的食物显得淡而无味，有些味又显得很怪（如甜食上的某些香料），但苏联的食品较能刺激口味，包括生葱、生蒜、芥末、茴香这些我们喜欢用的作料佐菜，在苏联的餐桌上都大大的有。不知道这是不是和地理位置有关，毕竟苏联是我们的近邻，与西方相比，我们同处于东方啊！
除了食品以外，你还可以发现我们两国接近或干脆相同的一些事物和现象。
比如说，书和报纸都比较便宜，文艺演出（包括电影）票价也大大低于西方。我在塔什干纳瓦依剧院看芭蕾舞剧《天鹅湖》，票价一点五卢布。在莫斯科大剧院看里姆斯基.科萨柯夫的歌剧《沙皇的未婚妻》，票价三卢布。如果是在纽约看同等规格的演出，恐怕要付五十美元。
公共交通、飞机票、火车票都便宜。莫斯科的地下铁道密如蛛网，纵横交错（地下再立体交叉），每个车站都修得极漂亮，管理得也好，乘一次地铁只需十个戈比。而号称方便的美国纽约地下铁道，不但脏污不堪，而且经常发生暴力（抢劫、强奸、凶杀）事件，实在不能望其项背。
再比如，商业服务态度不好，官商作风这个问题也颇带共同性。苏联的许多商店，柜台后面站着疲劳的、面孔呆板的服务员。耐心的顾客一次又一次招呼着服务员，然后服务员来了，冷冷地给你开一个票，你去出纳处交钱，再拿着出纳盖上了“收讫”图章的发货票前去取货。这种场面我们当然并不陌生。
还比如，我到一位苏联朋友家去做客，主人指着他居住的居民楼旁边的地面说：“今天铺设这种管道，把地面挖开，填上以后又要铺设另一种管道，挖了填，填了挖，这是常事。”
当然也有许多地方迥然不同。我这里不谈政治、外交、文化传统上的重大差异，只记一点细节。例如苏联的商业人员收小费我们不收、苏联的饭馆从建筑到装潢到陈设都比我们的好得多，而我们的民航国际航班上的食品饮料供应比苏联好得多。苏联许多产品实惠、坚固、老大憨粗，我们的则轻巧得多。这方面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公用电话，莫斯科街头无人管理的公用电话主要是用金属而不是用化学合成材料做的，式样笨重，那电话常常使我联想起健身用的哑铃。
俄罗斯饭店的淋浴喷头大如向日葵花盘，是我有生以来看到的最大的喷头，冲起来倒也过瘾。
有一件事使我难忘，虽然我不能判断这件事是否具有典型性。那还是去年秋天，在北京，我们会见过一次苏联人。苏联客人每人拿着一支笔，一个笔记本，一字不漏地记录我们的发言。而我们的人谁也不记。
当然，我有时也不无苦味地想起，如果我们号召北京的青年登记结婚以后向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献花或者至少去行一个注目礼，这做得到吗？如果做不到，又是为什么？如果做得到，为什么不做？
让我们再比较一件不大不小的事。中国出版界的一个代表团去年参加了在莫斯科举行的书展，团中有一位作家朱春雨同志。朱春雨回国后写了六篇记叙他的访苏印象的散文，散文很快发表了。如所周知，这些记叙充满了友好情谊与交流的愿望。一些苏联朋友对这些文章能这么快地发表、这么顺利地发表表示惊奇，甚至觉得不可理解。
也许这个不可理解本身有点不好理解吧？既然开始了接触与友好往来，不管还有多少障碍，人民之间、文人之间，总是应该有一点符合友好交流精神的报道吧。为什么在苏联友好地报道一下中国的情况，至今仍是那么难呢？
在塔什干电影节即将结束的时候，全苏与乌兹别克的电影领导机构负责人员与我们代表团会见。他们问：“你们能把你们在电影节期间的见闻报道给中国人民吗？”他们的样子似乎是在担心。
我爽快地回答：“当然能，那正是我的行当。我希望你们的报刊也能报道我们的活动。让我们来一个竞赛吧，看谁能写作和发表更多的文章，友好地、如实地报道对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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