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现代政治学的观点，王安石简直是一个早期的社会主义者。他的改革已涉及国家的金融管理，而且试图以金融管理来主导整个行政体制。这在当时自然不可能实现，但他以天才勃发的构想和义无反顾的行动展示了一种政治理想，成为公元十一世纪人类文明史上的一道珍贵光亮。
王安石以及他的政敌司马光，包括他们前前后后的范仲淹、欧阳修、苏东坡，都是杰出的人文学者。他们在公元十一世纪集体呈现的高度政治才华，使中国政治第一次如此浓烈地焕发出理想主义的文化品性。
这样的努力很容易失败，却又无所谓失败。因为我说过，胜败只是军事政治用语而不是文化用语。当文化大幅度介入，就只剩下能不能构成积累、是正面积累还是负面积累的问题了。
我对那些年月情有独钟，全是因为这几个同时踩踏在文化峰巅和政治峰巅上的瘦骨嶙峋的身影。他们实在让人难忘。
有人根据他们的凄凉后事断言大文豪、大诗人、大学者、大历史学家不能从政。这就错了。他们不从政也未必不凄凉，别人从政也未必不凄凉。凄凉是天地对一切高贵人生的自然总结，而不具备任何价值判断。在我看来，这些人从政确实也有毛病，其中最大的毛病是容易受到漂亮言辞和动人表情的误导，重用一些不大不小的文人，而在这些文人中则常常拥挤着极高比例的小人。对此，王安石和司马光两方面都承受到了。王安石的首席助手吕惠卿最终成了用最险恶的方法揭发王安石的人，而司马光的铁杆拥戴者蔡京最终也成了用最疯狂的手段清算司马光的人，这是多么相似又多么沉痛的教训！但是，即便把所有的教训加在一起，也不能得出王安石、司马光他们不能从政的结论。
王安石和司马光，虽然政见对立、各不相让，但从来没有人能够指出他们在个人私德上有任何明显的瑕疵，或互相之间有任何落井下石、互相陷害的痕迹。他们的对立，是堂堂正正的君子之争，不夹杂什么个人利益，因此不伤害对方的基本人格。他们两人年岁相仿，司马光比王安石大两岁，而且在王安石去世的五个月后也去世了。两颗文化巨星兼政治巨星几乎同时陨落的年份，是公元一〇八六年。王安石去世时司马光已经病重，极感悲痛，命令厚恤厚葬之。如果事情倒过来，王安石也一定如此，但他没有这个机会了。
王安石晚年曾在自己乡居的地方与支持司马光的苏东坡见面，他不仅亲自骑驴到码头迎接苏东坡，而且两人还一起住了一段时间。两人分手时还相约买地毗邻而居，可见交情已经不浅。为此，苏东坡写过一首诗给王安石：
骑驴渺渺入荒陂，
想见先生未病时。
劝我试求三亩宅，
从公已觉十年迟。
王安石与苏东坡在一起的时日，一起游了南京的钟山。苏东坡的记游诗中有“峰多巧障目，江远欲浮天”两句。王安石读了就说：“我一生写诗，写不出这样好的两句来。”
不错，这是一个有太多高峰的时代，因此容易互相遮盖，障人耳目。但高峰毕竟是高峰，都有远江之眺、浮天情怀。
文官政治的本性是君子政治。不管彼此的政见多么分歧，只要君子品性不失，事情就坏不到哪里去。遗憾的是，这种情形只出现在宋代。其他时代被人称道的那些盛世政绩，主要有赖于比较开明的皇帝，与君子政治关系不大。
王安石曾写过这样两句著名的诗：
春风又绿江南岸，
明月何时照我还？
我想借其中的“我”作为君子政治的象征。
至于何谓君子政治，可看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只是那里裹卷的权术还是太多。
六
宋代文化气氛的形成，与文官政治有关，但实际成果又远远超越了政治。
文化气氛是一种处处渗透的精神契约。渗透到细处，可以使绘画灵秀，使书法雅致，使瓷器造极，甚至使市民娱乐也抖擞起来；渗透到高处，可以使东南西北一大群学者潜心钻研，友好论辩，形成一个个水准很高的哲学派别，最终又众星托月般地产生了集大成的理学大师朱熹。
我掐指粗粗估算，大概在宋朝建立一百年后，那些高水准的哲学派别开始出现。这个时间值得注意，表明一个朝代如果上上下下真心着力于文化建设，浅层次的成果二三十年后就能看到，而深层次的成果则要等到一百年之后才能初露端倪。准备的时间长一点，出来的成果也像样一点。文化的事，急不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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