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沈老师批改试卷时，看我得分如此之高：67分，就怀疑我做了手脚，再细致看我的卷面，“回春”之处一目了然，心里就明白了。
我以为这事情才开始，因为按照正常流程，这肯定要报告班主任，作行政处理。但多少天过去，直到后来老师说他要走了，学校也没处理我，似乎也没第三个人知道。甚至，似乎连沈老师自己也忘了，后来再没有对我提起过，连暗示也没有，好像这事不曾发生过。只是他走后很多天，我突然收到一封发自上海同济大学的信，落款是沈老师，上面这样写道：“你那次考试实际得分应该是43分，这本来已是全班最高分，但你的愚蠢让它变成了负分，我希望这是你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这封信，我一直珍藏着。但沈老师在哪里，我至今不知。
1987年，我曾经专门去上海同济大学找过沈老师，但那时他已经离开学校，据说是去了美国。也就是那一次，我从老师的一些同事那里才真正了解到老师的一些过去。沈老师其实是同济大学物理系的高材生，毕业后留校当了老师。但“文革”时候，学校的一位女生莫名自杀了，这女生平时跟沈老师接触稍稍有些“非常”，有人因此诬告是沈老师害了她，学校决定要处理他。沈老师的智慧告诉他，与其任人宰杀，不如“畏罪潜逃”，留下一条命日后还有清算之时。于是来个“一走了之”，去了新疆，埋名隐姓地生活了近20年。“文革”结束后，他斗胆回到内地，临时在我们中学呆了一阵子，后来事情端正了，平反昭雪了，他自然又回到同济大学当了老师。这些年来，我一直没有放弃寻找沈老师的努力，却始终无果，但老师却给了我太多太多的“结果”。
我还会继续寻找我的沈老师，本文也是我寻找沈老师的一种方式。
但愿我会找到沈老师，让我有机会告诉他：我深深地想着他，而且随着年龄的增加，这种深思越发变得强烈而真切！
2004年3月17日
半个甲子前，准确说是1981年8月30日，17岁的我生平第一次踏上了异乡的土地：福州。与我同行的有60个浙江籍新生，和三位穿着四个兜军装的军官：他们是代表解放军信息工程学院福州分院负责招生的教官，我们是被他们录取的幸运儿。
火车到达福州火车站已是傍晚，福州的夕阳依然灼热如火，空气中弥漫着凝练、愤怒的火气，让我觉得仿佛来到了另一个星球：也许是火星吧。当我背着行李与三位教官、六十名同学一起走出站台，浑身已被汹涌的汗水湿透。但这并不让我感到难受，因为年少稚嫩的心房被第一次远离家门的紧张好奇和对未来的猜测期待牢牢占领。我与陌生环境之间缺少了一个翻译，即便有教官发号施令，我依然时时觉得无助，不知所措，只好小心翼翼跟着别人行动，亦步亦趋，只怕掉队。
站外已候着两辆挂军牌的绿皮大卡车：一辆车斗撑着沙滩色的帆布顶棚，车斗里还有两排可收放的铁制长条凳，按下弹簧即可乘坐；另一辆要寒碜得多，既没有顶棚，也没有条凳，甚至连漆色看上去都要黯淡许多。在火车上的时候，消息灵通的学员走漏过风声：会有一辆进口的大卡车来接我们。显然，那一定不是寒碜的后者。
卡车驾驶室里，除司机外还能乘坐两人，两辆车即可坐四人。三位教官自不必说，理所当然，剩下的一个宝贵位置给了一位生相甜美的女生。对此，我倒没有什么特别感觉，毕竟六十分之一的机会，怎么轮也轮不到我头上来。可两个车斗，我有理由期待登上进口的那个，至少有二分之一的机会吧。结果，幸运没有眷顾我，教官安排我上的是那辆国产车，没有座位，没有遮阳篷，且车斗里四处散落着米粒、面粉沫、煤渣子。显然，这辆车平时不是乘人的，而是拉货的。当我眼睁睁看着一半同学幸福地钻进洋车，惬意地坐下，神气活现地向我们挥手致意，一股巨大的失落情绪狠狠地朝我袭来，仿佛由此我已与他们分道扬镳：他们将去天上，我将去地下。
车子很快启动，不出所料，洋车在前方开路，我们紧随其后。大约过了半个小时，天渐渐黑暗了，在落日最后一点余晖中，我看见我们钻进了一座巍峨的大山。有同学介绍说，这山叫鼓山，是福州的旅游胜地，山上有许多风景名胜。黑暗中，我看不见任何名胜古迹，只见山势陡峭，山路崎岖，沿途树影婆娑，怪石嶙峋，山风阴惨惨地吹来，偶尔传来几声兽鸣鸟叫。这感觉倒不错，因为我早听说我们上的是一所特殊的军校，似乎理当隐匿在这么一个魅影憧憧、山高路险的深山老岭里。我心里不由升起一股子“天降大任于斯”的自豪感、庄严感，这时我反倒庆幸自己没有上前面那辆车，因为他们封闭在车篷里，大概是领受不到这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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