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废话，谁要听你的假话。”
他说：“那么我告诉你，我出版不了这本书。”
我问：“为什么？”
他答：“博尔赫斯的书不好卖。”
我说：“博尔赫斯不是琼瑶三毛，你想卖几十万册当然不可能，但卖万把册总可以的。”
“不不不，”他朝我连连摆手，“我不会指望博尔赫斯给我带来巨大盈利，但起码得保本吧。万把册当然够了，问题是万把册也成问题。”
然后他告诉我，花城出版社半年前出了一本博尔赫斯短篇小说集《巴比伦的游戏》，他们是兴致勃勃又有点兴冲冲地出这本书的，为的是抢在别人前面。博尔赫斯的东西在国内出版甚少，从1983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王央乐先生翻译的《博尔赫斯短篇小说集》后，将近十年时间还没有人去碰一碰这位“作家中的作家”，而这十年中为博尔赫斯的魅力和名声倾倒的人也许是成千上万的，所以他们对出版这本书抱有很大希望，一笔高雅的无人指责的收入似乎唾手可得。谨慎起见，开机他们印了5000册，准备随时加印。换言之，他们起初就像我和我的很多朋友们一样，对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博尔赫斯充满信心。但后来他们发现——他们承认：失败了。
“读者对博尔赫斯的需要并不像你我想象的那么多，”朋友最后这样说道，“我现在逛书店，常常看到绿色的博尔赫斯（那本书的封面是绿色的）受屈地躲在一边，像本过时书，像个可怜虫，无人侧目，灰尘一天天蒙着，也许很快就会被清理入库。”
说到这里，我已经坐不住，我说：“我要去买这本书，哪里有？”
朋友说：“门口昆仑书店就有。”
我冲到昆仑书店。尽管博尔赫斯的书确实没放在醒目处，但也许是某种感应，也许是朋友提醒过的原因（受屈地躲在一边），我很快就发现了它：夹在一套老旧的少儿读物中（它单薄得像一册少儿读物），且高高在上，在书架的顶层，也许只有像我一般高的人才能摸得到。我摸到了它，惊喜的手有些发抖。我把它抽出来，怀疑地看了看目录和序言，确认无疑后，又珍爱地抚摸了下封面，问营业员：
“这书还有吗？”
“有。”营业员没看我一眼。她们总是这么高贵又厌倦。
“有多少？”
我问的目的是想看看我敬爱的博尔赫斯是不是如朋友说的那么卖不动，所以我希望得到“就剩它一本”这样的回答，仿佛这仅有的一本留落在此，是专门为我预备的（我与博氏之间应该有这种神性和缘分），这样我会感到神秘又公正，感到光荣又幸福。
但事实是，营业员的目光像刀子一样逼着我：“你要多少？”说着转身用脚丫子踢开书架下一个四方形的书柜，还用她臭烘烘的脚丫子指划着里面的几包书说，“这些全是，你要可以打八折。”
这时，我简直气得颤抖了。说真的，如果说营业员无知做出的傲慢甚至还有她的臭脚我可以忍受的话，那么眼看着博尔赫斯神圣的书籍被如此玷污、作践，像一本色情书被囚禁在黑暗中出售，又像一本过气的流行作品被折价处理，这是我无法忍受的。我愤愤地想，一本即使几十乃至上百个当今“著名作家”绑在一起都写不出的书竟落得如此下场，这当中体现出来的不公和愚昧已经到极限。我肯定是被激怒了，然后有所失控也是免不了的，我大声责问营业员：
“数一下，有多少，我全买！”
总共38本，每本7.75元。
我自己算了下，总共294块5毛，便往柜台上压了295块钱，抱起书要走。
柜台里的手（肯定是只我不要摸的手）数了下钱，尖声叫喊我：“哎，找你钱，打八折的，你给多了。”
我回过头去，恶毒地对她说：“我不要打折可不可以？我觉得应该打折的是你，而不是这本书。”
出走书店，我没有回家，而是去了邮局，把多购的37册“博尔赫斯”纷纷寄给朋友和老家的学校、图书馆。
有人说，疯子和正常人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那天下午，我觉得自己像个疯子。那个营业员最后就是这么骂我的：“你个疯子！”
我喜欢这个疯子。
怀揣着“博尔赫斯”回家，晚风轻拂，夕阳的手抚摸着我，这感觉真是妙不可言。回到家，我重复了自己的孤僻：不是急不可待地品读，而是把它放在书橱的一只角落里，仿佛它在我书柜里已经呆很久，所以被挤到了角落里。对于一本好书我总是这样，喜欢尽量地与它保留一段时空，让想象中的品读的快乐在我心中无限洋溢膨胀，让占有的欲火尽情燃烧，直到最后一刻。这感觉同样妙不可言，如同有个你喜欢的女人等着你去碰，可你持久不碰，这样就等于老有个“愉快”搁在心中酿，越酿越香。哦，真香，让我亲亲你……想象中的快乐是无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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