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红哥似乎是为了安慰，跟我说了这样一个道理：所有译文都不可能完全忠实于原作，所谓翻译顶多只能是引导我们走向原文的一座桥梁，一种刺激，尤其是伟大的博尔赫斯的作品。
放下电话，我马上想起博尔赫斯曾经说过的一段话，那似乎是他对自己写作的一种宣言：
我足可宣称，我的每一行文字均起源于一个特殊的心情，起源于它本身所有的一种必然性；我说不准我的作品是不是好的，我只能说我所召唤的是想象，和想象的想象。
一个没有翅膀却在快速飞翔，甚至倏忽飞逝的东西：想象。一种从来没有过的特殊的心情，你自己在记录它时都很难保证逼真——抓住的很可能只是尾巴和须毛，更不要说翻译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我相信红哥的感受和说法。
1955年夏日的一天，随着独裁者庇隆政权的结束，博尔赫斯结束了长达十年的作为市场鸡兔检查员的荒诞岁月，被任命为阿根廷国立图书馆馆长，一下子拥有浩浩80万册珍贵的图书，然而他却无法用正常的方式——阅读——去占有它们，只能用手去抚摸它们，因为此时的博尔赫斯已经双目失明。为这事，博尔赫斯曾这样说：“上帝赐给我80万册图书，同时让我失去光明，这真是妙不可言的嘲弄。”
现在，我似乎有一种相似的感受和说法：博尔赫斯告诉我他是我的英雄，我的一切，同时他又说，他不属于那些不懂得他写作语言的人（当然也不属于我），这真是博尔赫斯式的逻辑。
一个人可以生，也可以死，可以狂欢，也可以愤怒，但一旦陷入这种尴尬中，他就不知该怎么样了。在极度的无奈中，有一天早晨，我突然可笑地翻出了已经被我废弃多年的英语书，这是我唯一接触过的一门外语，尽管它不是博尔赫斯的母语，但博尔赫斯的有些作品他是用英语写成的，要么就是在他本人称职的合作下翻译成英语的，所以“英语的博尔赫斯”是可靠的。于是，我天真地想，如果能够直接握住博尔赫斯伸出的“英语之手”……这个念头让天真的我兴奋起来，却很短暂。因为，英语书上的灰尘和泛黄的书页，马上不客气地提醒了我：它已早不属于我，我要再度找回它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只是由于无奈：彻底的无奈，我还是耐心地做起了重新找回它的梦。
“Time（时间）”
“Timelessness（无时间或时间之外）”
“Labyrinth（迷宫）”
“Courtyard（庭院）”……
我感觉，我在找回的不是自己的记忆和能力，而是一粒粒细小又蔽目的沙子，不但难以找回，而且在找回的同时又常常任性地从我指缝里溜走，就像水从竹篓里溜走。不用说，靠这样想握住博尔赫斯的“英语之手”显然不大可能。但我没有就此罢休，而是以巨大的耐心坚持着，并不断喃喃自语：
“也许这样可以读懂他一句话，一个段落；即使读懂了一句话，也是我的成功，我的胜利；这个胜利虽然很小，但却是真的，而且永远不会消失，只会增加。也许只要耐心和时间足够，这些增加的小沙子渐渐可累积成砖，这些砖又可堆磊成墙，墙再聚砌成屋，沿屋派生出城堡、庄园、迷宫、游廊、教堂，和整个博尔赫斯的世界……”
我这是在鼓励自己呢。
孤独的人总是需要自我鼓励的。
1996年10月一稿
1997年5月二稿
高乔人赢了；
胜利是他们的，
这些野蛮人……
——博尔赫斯《猜测的诗》
1986年严冬——如果以博尔赫斯的生平做参照的话，就是他去世不到半年的时候，我在上海周庄写了第一篇像样的小说《变调》，标题是捡来的，写的倒都是自己的感受，青春的苦闷，利比多的作怪，为赋新词强说的愁。诸如此类。小说到一年多后才发在《昆仑》杂志上（1988年第一期，该杂志于1997年停刊），这也是我的处女作。小说发表后不久，我收到了中学语文老师的一封信，高度赞赏了我，封我为“母校历史上的第一个作家”。老师姓骆，年轻时写过诗，一度当过县委宣传部副部长，是我们家乡出名的人物。我本算不上他钟爱的学生，我们的交情更多的是建立在我离校后，尤其写小说后，也许是我的文学热情唤醒了他已逝的梦想。在以后日益紧凑的交往中，他间接、直接地对我有过这样的教诲：文学与政治之间没有可以沟通的“明路”和“暗道”，我既然想当作家就必须远离政治，否则“你在编织别人不幸的同时，也将给自己带来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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