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越来越感到——比之于肉身被严格统治，灵魂被全面主宰是更不幸的有苦难言的事。
所以启蒙时期的某些文艺首先向宗教发起了批判——这是人类历史上思想的交锋；被长期压抑的思想与长期处于主宰地位的思想的交锋。
启蒙时期的文艺使命是——先解放灵魂，再解放肉身。
另一种现象是——倘若文艺批判的矛头首先是对准王权的，而对宗教犹抱善愿，那么必会受到包括主教在内的宗教高层人士的庇护。若反过来，则每受到包括国王、王后在内的王权的默许。
而文艺家的作品，有时被王权所禁，有时被教派封杀。这使他们每每左右逢敌，只能横身而立。但也有的时候，由于王权与神权矛盾深矣，他们又能在夹缝中创作出传世之作。
倘若王权与神权的关系一向联袂如铁，那么所谓文化启蒙运动注定难以发生。
“如果上帝是仁慈的，就不会是万能的；如果是万能的，就不会是仁慈的。”——虽然只不过是一部平庸的美国电影中的台词（我是偶尔从电视中看的），却仍促使我思考了一些中国问题：
中国人的生存问题，当然始终是由政府来管的。从前是大包干式的管，企图一竿子插到底地管。那种管法当然是不可持续的——快十四亿人口了，一百几十年前全世界才十六亿人口；即使政府是由上帝亲自主阁的也肯定管不好。现在是部分地管了，管重点，比如就业、医保社保、共同富裕、精准扶贫、反腐倡廉……而这是明智的。
但，中国人也有所谓灵魂问题吗？
如果普遍没有，那么中国人岂不是很奇怪的一部分人类了吗？
如果也有的，那么靠什么来帮助自己摆正灵魂呢？
靠孔子吗？靠儒学吗？
儒学是古代哲学，且不论其是是非非歧义至今——仅以哲学宗教化这一点而言，会是文化的进步现象吗？
何况，靠人管人的灵魂是不靠谱的。
而且我们大众其实每每发现——某些表里不一的人，他们自己的灵魂一点儿也不比我们的灵魂高尚，反而往往由于贪恋权力、财富、女色和享乐，比我们大众的灵魂本色差多了！
他们也没那资格呀！
是的，我们中国人如何约束自己的灵魂，不做浮士德那样的事——这实在也是中国的一个哈姆雷特之问……
2016年8月7日于北京
不差钱的“富二代”
报载，当下中国有一万余位资产在两亿以上的富豪们，“二世祖”是南方民间对他们儿女的叫法。关于他们的事情民间谈资颇多，人们常津津乐道。某些报刊亦热衷于兜售他们的种种事情，以财富带给他们的“潇洒”为主，羡慕意识流淌于字里行间。窃以为，一万多相对于十三亿几千万人口，相对于四亿几千万中国当代青年，实在是少得并没什么普遍性，并不能因为他们是某家族财富的“二世祖”，便必定具有值得传媒特别关注之意义。故应对他们本着这样一种报道原则——若他们做了对社会影响恶劣之事，谴责与批判；若他们做了对社会有益之事，予以表扬与支持。否则，可当他们并不存在。在中国，值得给予关注的群体很多，非是不报道“二世祖”们开什么名车，养什么宠物，第几次谈对象便会闲得无事可做。传媒是社会的“复眼”，过分追捧明星已够讨嫌，倘再经常无端地盯向“二世祖”们，这样的“复眼”自身毛病就大了。
由于有了以上“二世祖”的存在，所谓“富二代”的界定难免模糊。倘不包括“二世祖”们，“富二代”通常被认为是这样一些青年——家境富有，意愿实现起来非常容易，比如出国留学，比如买车购房，比如谈婚论嫁。他们的消费现象，往往也倾向于高档甚至奢侈。和“二世祖”们一样，他们往往也拥有名车。他们的家庭资产分为有形和隐形两部分：有形的已很可观，隐形的究竟多少，他们大抵并不清楚，甚至连他们的父母也不清楚。我的一名研究生曾幽幽地对我说：“老师，人比人真是得死。我们这种学生，毕业后即使回省城谋生，房价也还是会让我们望洋兴叹。可我认识的另一类大学生，刚谈恋爱，双方父母就都出钱在北京给他们买下了三居室，而且各自一套。只要一结婚，就会给他们添辆好车。北京房价再高，人家也没有嫌高的感觉！”——那么，“另一类”或“人家”自然便是“富二代”了。
我还知道这样一件事——女孩在国外读书，忽生明星梦，非要当影视演员。于是母亲带女儿专程回国，到处托关系，终于认识了某一剧组的导演，声明只要让女儿在剧中饰一个小角色，一分钱不要，还愿意反过来给剧组几十万。导演说您女儿也不太具有成为演员的条件啊，当母亲的则说，那我也得成全我女儿，让她过把瘾啊！——那女儿，也当属“富二代”无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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