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代发展的利益还不能平等地具体到一切人身上的时候，当时代发展的负面强烈地困扰某些人的时候，人便企图同时代保持某种距离。于是人与社会的中介关系便产生。中国式的“社团”是中国人和中国目前时代的“扬长避短”的选择。既是被动的，亦是主动的。普遍的中国人，希望通过它的产生，感受社会发展的利益，削弱社会发展的负面的困扰。并且，希望它是“小而全”的，希望三十六行七十二业都囊括其中。那么换煤气、孩子入托、转学、生病、住院、往火葬场送葬，似乎一切都有了受“关照”的可能了。我常想，一位主治医生，一位外科或内科以及其他医科专家，在一切人际圈子中，其特殊地位大概不啻是一位“教父”吧？
于是医生这一社会职业，便具有了双重服务的性质。一方面要服务于广泛的人，另一方面要服务于某一社会层面，或曰人际圈内的人。这是由不得他们自己的。
目前许多大医院都实行了专家挂牌门诊，这是极大的好事。这就使平民百姓，也有相应的机会，请专家们诊一次病或动一次手术了！
我最近看到了《中国高级医师咨询词典》一书。这本书的问世是一件极大的好事，一件造福于民的积公德的事。这使深受病苦的平民百姓，可以从一部词典，清楚到哪儿去才能有幸受一位高级医师的治疗。否则，愿望落了空的平民百姓，企图在他们的人际圈子里去结识一位高级医师或一位专家，岂非“天缘”才可以实现的事吗？
这对高级医师和医科专家们，也同样是好事。这就将他们，从“层面”范围的服务中“解放”了出来，使他们的高明的一技之长及宝贵的经验，得以从真正意义上服务于人民了。我想，这一点，肯定是他们十分情愿并十分自慰的。因为这一点，和医生这一职业的对人平等的人道主义原则是一致的。也是和我们常常进行教育的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是一致的。
否则，不一致。
最后，我想对高级医师和医科专家们说，当一位平民百姓坐在您面前时，您千万千万要格外地细心格外地耐心啊！他们不是想接受一位高级医师或专家的诊断治疗，就可以通过电话联系上的人。他们不是从前根本不认识您，想认识您，便能认识上您的人。替他们想想，能坐在您面前，对他们是多大的幸运啊！也许费了多大的周折啊！
请多关照！
务必的，请多关照了……
中国人的法制观念正在提高着，这是一件极好的事。提高的标志之一，就是“官司”多了。
有次一位法制报的记者问我：“在法理与情理之间，你更看重法理还是情理？”我说：“涉法言法，涉情言情。”他说：“法理情理纠缠不清呢？”我想了想，向他举了三个例子：一、报载三名小学生，凑了十元钱——甲五元、乙三元、丙二元，合买了五张彩券。当他们分撕五张彩券时，仅出两元钱的那孩子手中的三张彩券，有一张中了奖。
他喜呼：“哈，我中彩啦！”
于是跑回家去。于是家长也跟着兴奋。奖品是一套组合音响、一台冰箱、一台洗衣机。
出了五元钱的孩子和出了三元钱的孩子，心中非常失落，回家与各自父母细说一遍，父母听后，都觉与情理不通，于是相约了去到那个仅出两元钱的孩子家，对其家长提出分配的要求。那家长不情愿。于是闹到法庭上。
一审判决——谁中了彩，东西归谁。不支持另外两位家长的分配要求。他们不服，上诉。二审判决——既然当时是凑钱合买，足以认定共同中彩。以法律的名义，支持分配要求，并强制执行分配。
三个孩子的关系，原本是很友好的。三家的关系也曾很亲密。经两次上法庭，孩子们反目了，大人们相恶了。
此一俗例，不可效也。法理固然权威，固然公正，但总该也给情理留存点儿现实空间吧？不就是独自获得一样东西与三人各得一样东西的区别吗？不就是三千多元的事吗？三千多元，真的比三个孩子之间的友好与三个家庭的亲密关系重要得多吗？
我认为此事之不通情理，体现在孩子丙的家长身上。主动一点儿，请了另两个孩子的家长来，相互商量着分配，图个共同的喜兴，是多么好的事呢？从此孩子大人的关系，岂不更加相敬相亲了吗？“哈，我中彩啦！”此话差矣。三人合买的彩券，只不过由你撕的一张中彩了。那是“我们中彩啦”啊！“我”与“我们”，一字之差，情理顿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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