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果而变成了这样一个人，又碰上了像我那么不懂事，心怀侥幸企图突破“死理”达到愿望的讨厌者，该怎么办呢？
我的建议是——首先向老同志请教。有少数老同志，工作久了，明白行方便于人其实也不等于犯什么错误的道理；或者，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以自己年轻权力实在有限无法做主为托词，反博同情。此等哀兵策略，每能收到良好效果。
但，尽量别说：“××部长来了我也是这种态度”之类的话。
在中国，这种根本违背中国人常识的话，其实和骂人话一样撮火，有时甚至比骂人话还撮火。
君不见，某些由一般性矛盾被激化为事件的过程，往往导火线便是由于有职权一方说了那种比骂人话还撮火的话。
三、某类人，要尽量包容
我的一名研究生毕业后在南方某省工作，某日与我通手机“汇报”她的一段住院经历——她因肠道疾病住院，同病房的女人五十二三岁，是一名有二十余年工龄的环卫工，却仍属合同工；因为家在农村，没本市户口。
我们都知道的，医院里的普通双人间是很小的——但她的亲人们每天看望她；除了她的丈夫，还有她的儿子、儿媳、六七岁的孙子以及女儿、女婿。她丈夫是建筑工地的临时伙夫，其他亲人都生活在农村。父母在城里打工儿女们却是茶农，这样的情况是不多的。
从早到晚她的床边至少有三个亲人——两个大人和她的孙子。而晚上，医院是要清房的，只允许她的一个亲人陪助她，她的孙子就每每躲在卫生间甚至床下，熄灯后与陪助的大人挤在一张窄窄的折叠床上睡。白天，那小孙子总爱看电视，尽管她一再提醒要把音量开到最小，还是使我的学生感到厌烦。并且她的亲人们几乎天天在病房的卫生间冲澡、洗衣服，这分明是占公家便宜的行为！我的学生内心里难免会产生鄙视。
“我本来打算要求调房的，但后来听医生说她得的是晚期肠癌，已经扩散，手术时根本清除不尽，估计生命期不会太长的。我就立刻打消了调房的念头，怕换成别人，难以容忍她那些亲人。老师，我这么想对吧？”
我的回答当然是：“对。”
后来，那女人的工友们也常来看她，我的学生从她的工友们的话中得知——二十余年间，她义务献血七八次；她是她们的组长，她受到的表彰连她自己也记不清有多少次了。总之她是一个好人，好环卫工人。
那日她的工友们走后，我的学生已对她心生油然的敬意了。
而她却说：“别听她们七嘴八舌地夸我，我身体一向很好，献血也是图的营养补助费。”
她说她献血所得的钱，差不多都花在孙子身上了。
她的话使我的学生几乎落泪，同时也更尊敬她了，因为她的坦率。
她说她是他们大家庭的功臣，她丈夫的工作也是她给找的。因为有他们夫妇俩在城里打工挣钱，经常帮助儿女的生活，儿女才逐渐安心在乡下做茶农了，生活也一年比一年稳定和向好了。也正因为她是这样的母亲，她一生病，亲人们自然全来了。
她说她和丈夫租住在一间十二三平米的平房里，舍不得花钱，没装空调，正值炎热的日子，她的亲人们特别是小孙子更愿意待在病房里——有空调啊！
此时，我的学生反而替她出谋划策了——我的学生注意到，到病房有两个楼梯口。左边的，要经过护士的值班室，而右边的就不必。以后，她的亲人们就都从右边的楼梯到病房来了。
我的学生独自在那座城市工作，也想雇一名陪助。
她说：“何必呢？我女儿、儿媳不是每天都有一个在吗？你随便支使她们好了，你们年轻人挣钱也挺不容易的，能省就省吧。”
我的学生高兴地同意了。
“老师，其实我不是想省一笔钱，是想有理由留给她一笔钱。”
我说：“你不说我也知道。”
学生问：“老师为什么能猜到？”
我说：“因为你是我学生啊。”
我的学生出院时，委托护士交给那名环卫女工两千元钱。
一个多星期后我的学生到医院复查时，得知她的病友也出院了——那环卫女工没收她的钱，给她留下了一条红腰带，今年是我的学生的本命年。红腰带显然是为她做的，其上，用金黄色的线绣着“祝好人一生平安”几个字。
学生问：“老师，怎么会这样？”
我说：“怎样啊？”
她说：“我居然在别人眼里成了好人！”
我说：“你本来就是好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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