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则强调：十之一二构不成经验，十之八九才是经验——人要靠经验而不要靠形而上的推理行事才对。
然而又数日后，我竟在一家超市再次遇见了那两个女人——年轻的仍用幼儿兜带着孩子，年长的推着那辆幼儿车。
她们对我自是一再感谢，还给了我二百多元钱。我也没来虚的，既还，便接了——我觉得她们是真心实意地要还。
原来她们租住在离我们那一小区不远的平房里。
与十之八九的骗不同的十之一二的她们，偏巧让我碰上了。十之一二的我这样的非阴谋论经验主义者，也偏巧让他们碰上了。
所谓极少数碰上了极少数。
在中国，其实没有谁好心施舍十次却八九次都被骗了。更多的情况是，一个人只不过发扬好心了一两次，被骗了。
那又怎样呢？
不就是几元钱十几元钱的事吗？
值得耿耿于怀一辈子吗？
难道中国人都想做一辈子没被骗过的人吗？
连上帝也受过骗；诸神也受过骗；撒旦也受过骗；不少高级的骗子也受过骗。
身为人类，竟有绝不受骗之想，乃人类大非分之想，可谓之曰“超上帝之想”。此非人类之想，亦非诸神之想。
故，若世上有一个人是终生从未受过一次骗的人，那么此人不论男女，必是可怕的。
北京四环外五环内有幢建于2010年的高楼，一层至二层一半是商场一半是饭店；二层以上一半是写字楼一半是宾馆。
写字楼的第八层，两年前由一位南方的段姓老板买下了，作为其房地产公司的总部。
段老板喜欢收集陶瓷精品或古董，放玻璃罩内，不但装点于办公区，连办公区外的大堂及电梯两侧也有所陈列。整层楼都是他的，没谁干涉。
大堂内的坐台小姐姓詹，名芸；二十二三岁，山东登州人，农家女儿，自幼失母，由父亲和奶奶接替带大。没考上“大本”，只有民办的“高级职业学校”文凭。芸步其父后尘来到北京，这里干一年那里干半载，所学大众服装设计专业荒废了。其父两年前出了工伤，一条腿残了，得到一笔抚恤金回老家农村去了。失去了对父亲的依傍，芸对工作不敢再持理想主义，只求稳定而已。因容貌姣好，遂成前台小姐。工资不高，工作单调，无非接接电话，笑脸迎送客人，阻止推销的拉广告的销售保险的人进入办公区——段老板特烦那类人。
上班数日，小詹便领教了久坐之辛苦，晚上腰酸背痛。而最难耐的是那份无聊，电话不断、客人纷至，对她反倒成了好事；那她就可以经常说话或起身走走了。然而有时上下午也没几次电话，并无来人，只不过公司的人偶尔出去了几个，她就连起身走走的机会也没有了。而且，她的坐姿被要求必须是端坐，歪身伏台是不允许的，被发现一次就会被记过一次，记过三次就会被扣工资。低头摆弄手机或看书，被发现一次等于被接连发现三次，不但扣工资，还将遭受到小头头的警告——小头头即公司劳务科的一个事妈型的中年男子。
芸的眼，已将几个玻璃罩内架子之上的东西看得够够的了。她最不想看到的是一个青花瓷胆形瓶，它正对着她摆在电梯右侧，大约是为了使来客一出电梯就看得到。玻璃罩内还有纸牌，上写“元青花”三字。据说，是段老板花了一大笔钱从拍卖行竞拍到的。那么值钱的东西居然摆在那种地方是芸起初不解的，但一想到全公司的人都下班后，整层八楼是落锁封闭的，正所谓连只蚊子也飞不进去，便也不奇怪了。上班两个月后，芸一闭上眼睛那青花瓷瓶便在她头脑中浮现，也多次出现在她梦中。她但愿那儿摆的是一盆花，或挂着一幅画，或根本什么都没有。
芸上班时的愉快，是韩姐出现之时。韩姐四十几岁了，是公司的清洁工，河北农村人。那个村在北京与河北的交界地带。用她的话说：“我只差一点点就是北京人了。”
与芸相比，韩姐的工作是另一种辛苦——她每天来得最早，要将整个八层的地拖一遍。先从办公区开始，等公司的人都刷过卡了，她则要开始拖大堂了。拖完大堂，一手拎桶水一手拿抹布，擦这里擦那里。段老板有洁癖，长一双显微镜眼，发现哪儿有点灰尘有个污点就发脾气。中午，韩姐还要用小推车到三层电梯口接员工们订的盒饭，因为一二层是商场，对三层以上的保安措施特别严，电梯前有一名保安值岗，送纯净水的送盒饭的快递的，都不许上楼，一律由各公司的人下到三层来接取；那些事也都是韩姐的工作。自然，午饭后，韩姐又得进行一番清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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