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这才真正理解了我的心情，沉吟半晌说：“你给我时间，让我考虑考虑。”
下午，他还给了我那请调报告，我见上面批的是“既然童影将我支持给了北影，我没有任何理由不将晓声支持给童影。但我的的确确很不愿放他走。”
为了房子，到童影干什么我都心甘情愿，哪怕是公务员。童影当然不是调我去当公务员。于是我成了童影的艺术厂长……
我正式到童影上班两个多月了，给我的房子却还未腾出来。
我身患肝硬化，应全休，但我能刚刚调到童影就全休吗？每天上班，想不上班也得上班。中午和晚上回去迟了，上了小学的儿子进不了家门，常常在走廊里哭。
房子没住上就不担当工作吗？那也未免过分功利了。事实上，我现在已是全部身心地投入我的那份工作。我总不能骗房子住啊！
“人生”这个话题对我来说真是沉重的，我谈这个话题如同癌症患者对人谈患癌症的症状……
我从前不知珍惜父母给予我的这血肉之躯，现在我明白这是一个大的错误。明白了之后我还是把自己“抵押”给了童影厂。现在我才了解我自己其实是很怕死的。怕死更是因为觉得遗憾。身为小说家面对这纷杂的迷乱的浮躁的时代，我认为仍有那么多可以写的能够写的值得写的。我最需要谨慎地爱惜自己的时候，亲人和朋友们善良劝告，我也只能当成是别人的一种善良而已。我的血肉之躯是父母给予我的，我以血肉之躯回报父母，我别无选择。这是无奈的事。我认可这无奈，同时牢记着家母的训导。
家母对我做人的训导是——做竹须空，做人须直。
在我的中学毕业鉴定中，写有这样的评语：该学生性格正直，富有正义感。责人宽，克己严……1986年，“文革”第三年，我的鉴定中没有“造反精神”如何如何之类，而有这样的评语，乃是我的中学母校对我的最高评定。这所学校当年未对第二个学生做出过同样的评语。
在我离开兵团连队的鉴定中，也写有这样的评语：该同志性格正直，富有正义感，要求自己严格……
在我从复旦大学毕业的鉴定中，还写有这样的评语：性格正直，有正义感，同“四人帮”做过斗争，希望早日入党……十六位同学集体评定，连和我矛盾极深的同学，亦不得不对这样的评语点头默认……
在我离开北影的鉴定中，仍写有这样的评语：正直，正派，有正义感，对同志真诚，勇于做自我批评。
我不是演员。演员亦不可能从少年到青年到成年，20多年表演不是自己本质的另一个人到如此成功的地步！我看重“正直、正派、真诚”这样的评语，胜过其他一切好的评语。这三点乃是我做人的至死不渝的准则。我牢牢记住了家母的训导，我对得起母亲！我尤其骄傲的是在我较长期生活和工作过的任何地方，包括一直不能同我和睦相处的人，亦不得不对我的正直亦敬亦畏。我从不阿谀奉承，从不见风使舵。仅以北影为例，我与历届文学部主任拍过桌子，“怒发冲冠”过，横眉竖目过，但他们之中的绝大多数，如今都是我的“忘年交”。我调走得那么突然，他们对我依依不舍，惋惜我走前没入党。早在几年前，老同志们就对我说：“晓声，写入党申请书吧，趁现在我们这些了解你的人还在，你应该入党啊！你这样的年轻人入党，我们举双手！有一天我们离休了，只怕难有人再像我们这么信任你了！”党内的同志们，甚至要在我走前，召开支部会议，“突击”发展我入党。是我阻止了。连刚刚到北影不久的厂长宋崇，对此也深有感慨。
我愿正直、正派、真诚、正义这些评语，伴我终生。人能活到这样，才算不枉活着！
人在今天仍能获得这些，当然也是一种幸福！所以我又有理由说，我活得还挺幸福。
最主要的，我自己认为是最主要的，我已并不惭愧地得到了，其他便是次要的、无足轻重的。
我对自己的做人极满意。
我是不会变的。真变了的是别人。一种类似文痞、流氓的行径，我看到在文坛在社会挺有市场。
我蔑视和厌恶这一现象。
真的文坛之丑恶，其实正是这一现象。
我将永久牢记家母关于做人的训导——做竹须空，做人须直……
好母亲应该有好儿子。反之是人世间大孽。
就是这样。
那一个老妪是一个卖茶蛋的老妪。在12月的一个冷天。在北京龙庆峡附近。儿子须作一篇“游记”，我带他到那儿“体验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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