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崇文爱诗敬重文人们，也并非出于无聊凑趣附庸风雅的心理——他是真性真情的那样，这一点像极了纳兰性德。
为人热情、坦诚、仗义——他基本上是当得起这样的评价的。“孟尝君”的比喻，也并不完全是时人的虚美。
然而他终究不是柔石们，没写过《为奴隶的母亲》或殷夫那样的“革命诗”。
正因为如此，鲁迅不喜欢他。
他原本对鲁迅是谈不上喜欢不喜欢的，也谈不上尊敬不尊敬——太不是一路人了啊！但由于鲁迅对他的讽刺，他也对鲁迅大不敬起来。以至于鲁迅死后，他发表过幸灾乐祸的戟文。
这也证明他终究不是胡适那样的人。
鲁迅生前对胡适的讽刺，可谓频矣，然鲁迅死后，胡适笔下关于鲁迅的文字，基本上是厚道的、君子式的。
若反过来，倘胡适死在鲁迅前边，则我想象不出鲁迅笔下关于胡适的文字会是怎样的。
鲁迅是极其厌恶做人之君子原则的，一向认为是骗和伪。
鲁迅的书我也读得较多了，却至今也不清楚，除了他所言的敢于直面死亡与鲜血的“真的猛士”，关于做人方面，鲁迅还有另外的主张吗？
他连对闰土后来也很鄙视。
而由邵洵美，我想到了刘德华主演的低成本的朴实无华的电影《桃姐》。
我一厢情愿地想，如果邵家也有桃姐那样一位女佣，邵洵美对她当也会很人性化的吧？
这是无法证明的。
但此想法，在我是有根据的——一个自己落魄到极点时仍对同样落魄到极点的老朋友牵挂萦怀的人，对有恩于自己的老女佣，大抵是会予以照顾的。
不过，若桃姐对其使出阶级斗争的撒手锏，致使其自己和家人遭受大厄运，则关系肯定另当别论了。
这里谈的是中国知识分子，且限于文化知识分子，即自身所学专业及后来乃至终身职业与文、史、哲领域密不可分的一类知识分子。
科技知识分子是另一类人。除了在人类处于科学知识蒙昧的时期，这一类人的发现、发明、创造曾与当局的意识形态控制尺度产生冲突，因而受到迫害——在历史的多数时期，他们实际上是任何一个国家的任何性质的当局所愿倚重的人，因为他们的研究成果大抵会使国家和代表国家的当局大受其益而不是反过来。故他们的人生，通常不致过于可悲。这乃是人类历史上的一种事实，无须赘言的。
这里谈的“转基因”，与崔永元与方舟子之间争论是非的“转基因”毫无关系，只不过是借以比喻。他们争得特别激烈之时，有记者要我表态，我拒绝了，由于当时我对“转基因”食物的知识完全空白。现在，我也有了一些这方面的知识，故可以表态站在崔永元一边了。入口之物无小事，危害与否尚不明确的东西，当然以慎食为好。
言归正题——仅举蔡元培、鲁迅、胡适、郭沫若为例，浅析中国文化知识分子之群体的思想“基因”的守与失，试看我们中国半个多世纪以来的文化成色的嬗变。
一、1940年蔡元培逝后，国内曾有报道言及联合国亦表示了哀悼，充分肯定其在中国教育事业方面所做的卓越贡献，认为对于教育落后的国家有示范性的作用。未经核实，姑且存欤。但以上两点确合事实，当无争议。
这里且不谈他的贡献，单论其德。
当年国民政府发布褒扬令（非寻常哀悼），颂其“道德文章，夙负时望”，“推行主义，启导新规、士气昌明，万流景仰”。
以上恳词包含以下诸意：
蔡元培是一位“士”，其“士”的精神磊落坦荡；
他是一个为主义而鞠躬尽瘁的人，他推行的自然是三民主义；
他在人格方面，具有极其本色的而非企图靠作秀赢得的强大魅力，即使反对他的人也由衷折服。
所以全国不分政治派别，“万流景仰”。
冯友兰认为他“是近代确合乎君子标准的一个人”。
儒家文化论及个人道德修养的全部内容，无非“君子”二字而已。
“可以托六尺之躯，可以寄百里之命”“可亲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杀而不可辱也”，“身可危也，志不可夺也”，“可欺以其方，难枉以非道”——这些中国古代关于君子的标准，在蔡元培人生的不同阶段，几乎都不同程度地证明了。
冯友兰由是称赞他的人格“是儒家教育理想的最高表现”。
傅斯年的评价更全面些，他说：“蔡元培先生实在代表两种伟大文化：一曰，中国传统圣贤之修养；一曰，西欧自由博爱之理想。此两种文化，具其一难，兼备尤不可觏。先生殁后，此两种文化，在中国之气象已亡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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