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林之“林”，原本统称。明中期开始分化，晚期显然——仕途顺达者，依然视儒家经典为真圣真贤之书；对科举心如死灰者，逐渐自成一林，如蜂族之分巢。那分出的一“林”，思想影响渐大，一言以蔽之，核心思想无非是孟子“民贵君轻”的思想。或许他们中不少人并非真的认为民应该多么的贵，与四百多年后蔡元培提出“劳工神圣”的口号，情怀未必相同。但他们表达不满，须有够高尚的理论支点，“民贵君轻”“社稷共属”，合其用也。而墨子、荀子的思想，才是他们之矢的。
士林中还又分出了一“林”，将生命价值转向了小说——他们文化自信满满，能预见到自己所创作的小说，未必就不会成为传世经典，于是我们如今有幸读到“三言”“二拍”《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封神演义》等名著。
明的文化形态，亦如元的文化形态一样，都经历了士人文化向庶民文化靠拢、转型的时期。元以曲为媒，明以小说为介。于文学，乃幸事；于哲学，是思想力的解构、消遣、娱乐化，且是落荒而走之事。
说到哲学，则不能不提王阳明的“心学”。我对所谓心学一向不持高蹈之评。在我看来，无非便是儒家思想糅合了些佛家思想元素而已——左不过劝官劝民对自身郁闷看透点儿，想开点，自我劝解地虚化了之。
倘言儒学的内容是人性人智之学，那么按古人“心主思”的逻辑，儒学当然也可以认为是“心学”。王阳明不过是将他所消化的儒学，换了一个概念，以佛学的方式细诠细释了而已。
心学对于明的统治是尽量不露企图的，甚为低调的帮忙之学。皇家的人明白，他自己也明白，彼此心照不宣。
孔子的思想，未必是起初便希望被当成治民工具的；王阳明的心学，未必不是起初便希望成为帮忙学的。
但，未必这样也罢，未必那样也罢，具体到对世道人心的作用，毕竟出发点都是阳光的，良好的，影响也肯定是正能量的。思想家生于封建时代，即使想帮哪一朝代减点压，何况是用贡献思想的方式，不能因而便视为统治集团的文化侍从。封建时期的文人士子，其思想能动性大抵体现于两方面——要么试图影响统治集团，要么试图影响世道人心。而影响前者，又往往比影响后者要难得多。在影响后者方面，因少或没有忌讳，亦往往能对人性作超阶级的分析与见解——正是这一部分见解，因超越了阶级，同时也便有可能超越历史局限性了，于是对今人仍有教益；故，他们就确乎当得起“思想家”三个字……
现在，该谈谈清朝了。
清朝是离我们今人最近的古代；也是异族统治汉人的朝代；是先秦两汉以来，统治时期最长的一个朝代——后两点，信息量大焉。
在元之统治时期，汉人被外族所统治的屈辱心理几乎不曾减除。越到后期，越加隐强。故明之灭元，对普遍的汉人实乃大快人心事。
而清之统治，居然比明还长。并且，到清中期，反清复明的举动虽仍有发生，却势微近绝矣。至清晚期，统治者的昏聩无能，官场的腐败疲软，朝廷的横征暴敛，民间的生存疾苦已是不争事实，但——不论汉人官员或城乡汉人富绅或社会最底层的汉人，似乎都早已习惯了自己是大清臣民这样一种归属感。前两类汉人，其归属感还伴有荣耀。即使后一类汉人，辛亥时期被割辫子时，也宛如将被去势般哀伤。而不论在自愿的情况下还是被迫的情况下成了海外华工，对辫子一如既往地在惜难舍。
可以这样认为——辫子不仅仅是国籍的象征，还是甘愿归属于“大清国”的证明。若满人时刻不忘自己同时是“清人”，自有顺理成章的解释；但汉人同时自认是“清人”的意识，何以也会根深蒂固向来如此似的呢？
或曰：被统治久了，当然如此。
但，又何以偏偏清朝这一外族，对占一国人口绝大多数的汉人的统治反而最为长久呢？
或曰：统治手段阴险毒辣，必然结果。但若细观以往历史，不难发现——元明统治，严酷程度超于唐宋；元明之间，其实难分一二。连朱元璋自己也承认，在用重典极刑一招上，与前朝相比，每有过之。
明之所以统治了二百七十七年，很主要的原因是沾了人口红利的光。明初的六千余万人口，至后期已逾两亿了。如此之多的人口，对经济基础起到不言而喻的支撑。而经济基础“造血”功能的殚精竭虑，使上层建筑的大厦得以较长期摇而不倒。如大船，哪漏补哪，延缓倾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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