窃以为，这是不对的。
该诗不可能作于许穆夫人出发之前，那与诗的内容不符；也不可能作于归来之后，时过境迁，情绪已变；更不可能作于被围阻的途中，哪来的作诗用具呢？须知当时还是竹简时代。是否是现场所唱呢？那也太秀了点，把内心想法直接说出来不是更符合常情吗？
卫国之亡，当时也算是“重大国际新闻”了，虽然传播方式落后，但因国与国间距离短，所以口口相传，也会很快成为“天下”尽知之事。而许穆夫人赴卫之举，肯定具有后续“新闻”性。也许，在其被围阻的途中，目睹了那情形的人便有一些，如脚夫饭妇、樵父猎户。那么，事情必然不胫而走。民间“文艺家”同情之，理解之，感动之，敬佩之，于是创作了《载驰》，以颂扬她的家国炽情——“明知征途有艰险，越是艰险越向前！”——此种勇往直前的气概体现于女性，是足以令一切人发自内心地叹服的，于是不会纠缠卫国的“窝里斗”是多么令人嫌恶，它的亡有几分是自酿的。生于春秋时代的人，对于各国的“窝里斗”现象，早已司空见惯，麻木了。
《载驰》是那麻木中冲击人心的女性行为，故也可以说是“国风”中的绝唱。
中国女性文学研究正在成为文学新景观——毫无疑问，其端点非“国风”莫属。
苍生之“离骚”，民间之“史记”——此乃“国风”的不朽价值。至于“雅”“颂”的内容，完全留给专家学者去关注可也。
据我想来，一个时代如果矛盾纷呈，甚至民不聊生，文学的一部分，必然是会承担起社会责任感的。好比耗子大白天率领子孙在马路上散步，蹿在窗台上的家猫发现了，必然会很有责任感或使命感地蹿到街上去，当然有的猫仍会处变不惊，依旧蜷在窗台上晒太阳，或者跃到宠养者的膝上去喵喵叫着讨乖。谁也没有权力，而且也没有办法，没有什么必要将一切猫都撵到街上去。但是在谈责任感或使命感时，前一种猫的自我感觉必然会好些。在那样的时代，有些小说家，自然而然地，可能由隐士或半隐士，而狷士而斗士。有些诗人，可能由吟花咏月，而爆发出诗人的呐喊。怎样的文学现象，更是由怎样的时代而决定的。忧患重重的时代，不必世人翘首期待和引颈呼唤，自会产生出忧患型的小说家和诗人。以任何手段压制他们的出现都是煞费苦心徒劳无益的。
倘一个时代，矛盾得以大面积地化解，国泰民安，老百姓心满意足，喜滋乐滋，文学的社会责任感，也就会像嫁入了阔家的劳作妇的手一样，开始褪茧了。好比现如今人们养猫只是为了予宠，并不在乎它们逮不逮耗子。偶尔有谁家的娇猫不知从哪个土祠旮旯逮住一只耗子，叼在嘴里喵喵叫着去向主人证明自己的责任感或使命感，主人心里一定是甭提多么腻歪的了。在耗子太多的时代，能逮耗子的才是好猫。人家里需要猫是因为不需要耗子。人评价猫的时候，也往往首先评价它有没有逮耗子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在耗子不多了的时代，不逮耗子的猫才是好猫。人家里需要猫已并不是因为家里还有耗子。逮过耗子的猫再凑向饭桌或跃上主人的双膝，主人很可能正是由于它逮住耗子而呵喝它。嗅觉敏感的主人甚至会觉得它嘴里呼出一股死耗子味儿。在这样的时代，人们评价一只猫的时候，往往首先评价它的外观和皮毛。猫只不过是被宠爱和玩赏的活物，与养花养鱼已没了多大区别。狗的价值的嬗变也是这样。今天城里人养狗，不再是为了守门护院。狗市的繁荣，也和盗贼的多起来无关。何况对付耗子，今天有了杀伤力更强的鼠药。防患于失窃，也生产出了更保险的防盗门和防盗锁。
时代变了，猫变了，狗变了，文学也变了，小说家和诗人，不变也得变。原先是斗士，或一心想成为斗士以成为斗士为荣的，只能退而求其次变成狷士，或者干脆由狷士变成隐士。做一个现代的隐士并不那么简单，没有一定的物质基础虽然“隐”而“士”也总归潇洒不起来。所以旁操他业或使自己的手稿与“市场需求接轨”，细思忖也是那么情有可谅。非但情有可谅，简直就合情合理啊！鲁迅先生即便活到现在，并且继续活将下去的话，在当代青年对徐志摩的诗和梁实秋的散文很热衷了一阵子之后，还要坚持他的《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的风骨吗？他是不是也会面对各方约稿应酬不暇，用电脑打出一篇篇闲适得不能再闲适的文章寄出去期待着稿费养家糊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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