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之学界有种长久的通病，便是对所谓经典的一味赞美。尤其是成了靠宣讲经典吃饭的人以后，更是习惯于论瑕为美。仿佛不如此，所捧的饭碗就低等了似的。在此点上，不要说不及西人治学的客观了，就是连致力于传授的古人也不及的。后者们对所谓经典也还是具有批判精神的，且能在批判中贡献新思想。而当代的靠宣讲经典吃饭的人，大抵本无独立见解，所以不敢批判，也就只有一味赞美。
依我看来，在“愚民”这一点上，《道德经》与柏拉图的《理想国》有共同之处。他们二人，当然是不可能进行过思想交流的。在所处时期接近的历史长河中，在都未至彼国的前提下，竟不约而同给人类的好社会之实践开出了愚民的药方，这倒是值得思索的。我们今人不因而否认柏拉图之古代大思想家的地位，当然也不应因而杯葛老子。打几分折扣的思想家那也是思想家，人类还没产生过不打折扣的思想成果，包括《圣经》。
至于孟子，比孔门的任何一名弟子对光大孔子的思想都功不可没。孟子在所有古代思想家中是最善用比喻的，还善于讲故事——起码在他生前是那样。
孟子诲人不倦的对象主要是君王——在此点上他比孔子幸运。孔子当年周游列国受待见之时少，列国的王们都是军事力量崇拜者，更需要的是防止政变的王位巩固之术和取胜避败的战术，对文化统治这种“软实力”的重视相当漠然。到了孟子的时期，王们的存亡如上市公司，今朝这家上市了，明日那家崩盘了，退市了，都与彼们在本国的民心状况有一定关系。孔子的学说乃是引导彼们“团结”民心的，死后的“学术”影响大于生前。孟子继承了孔子衣钵，宣传且有发扬，于是王们都想听听他的高见了；反正听听对自己并无损失，最大损失无非就是浪费了点时间。故也可以说，孟子得以见到几位王，当面贡献自己的思想，是沾了孔子身后名的光。
孟子治国理念的核心是“仁政”，这种理念说多了，劝诲不免有了教诲的意味，王们其实是不爱听的。《孟子》七篇只记述其见了哪几位王，向彼们阐释“仁政”道理时打了什么比方，讲了什么故事，无一字记述王们采纳了没有，采纳后治国情况发生了什么变化，原因就在于他讲他的，王们有一搭无一搭地听着而已。好比当下的中国，商战之势汹汹，老总们都怕出局或急于上市，兼并别人；他那套“仁政”的理念只能被王们认为理念上成立，解决不了彼们的当务之急。这也难怪彼们，实际情况也是，往往还没能实践“仁政”呢，自己的国已被灭了。
孟子的专执一念，并不意味着他好为王师，也并非是他想靠贡献思想混个一官半职。他肯定是有人文情怀的人，是真心恤民爱民的思想家。他心目中的民，比老子心目中的民地位高多了——坦率来讲，我认为老子的民思想是阴暗的，不光明。我想孟子的逻辑是这样的——使一王仁，于是“仁政”便得以在一国实践，于是百千万民便可享“仁政”之福泽；于是为别国的王树立了榜样，天下太平，诸国和睦的局面有望开创。
所以孟子比孔子还理想主义，他的理想太阳光了，几近于天真无邪。
孟子有句话说得很牛，即：“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此话是“天下为公”的最明确的注脚。
我每为孔子遗憾——若此话出现在孔子语录中，“五四”时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估计喊不成响了，“文革”中的“批孔”运动也更难推进了。
孟子死后，被尊为“亚圣”——不是王们、皇们、帝们封的，而是历代学人与民间百姓相当一致的加冕。
可以断定，与其“民为贵”之思想有很大关系。
我一向觉得，一句“民为贵”抵得过半部《道德经》。
“自古帝王不读书。”
这话有点儿绝对，却有普遍性。与民间那句“慈不带兵”的话异曲同工。后四个字且不论了，成年人都懂的。前句话却须略说一说，与本书内容有关——世上本无帝王，想当帝王的人多了，就有了。帝王者，欲永据“天下”为家族“社稷”者也。中国之“家天下”，据说始于启。但关于夏朝的信史尚不确凿，所以今人也只能当作莫须有之事。
先是王们多了起来，便都盘算着称帝。于是你发兵灭我，我率军攻他。此王消灭彼王是辛苦又玩命的事，并且肯定要绑架众生，哪里有闲工夫读书呢？所谓圣贤书都是教诲人戒霸心的，戳他们的肺管子，当然更反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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