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事变的发展、谈话的进行，一再“想象一切可能的结果”，且得知中国有把握的底价只不过一年半载的时候，他的理智与冷静发酵了，他还是想在剑拔弩张的关口，不避误会，试图挽挽浩劫。
在南开大学被浩劫后第二天（7月30日），胡适有这样的日记：
到高宗武家吃午皈，在座的有萧同兹、程沧波、裴复恒。此皆南京之青年智囊团也！
我们深谈国事，决定了两事：
（1）外交路线不能断绝，应由宗武积极负责去打通此路线。
（2）时机甚迫切，须有肯负责任的政治家担负此大任。
我打电话与布雷，勉他做社稷之臣，要努力做匡过补阙的事。
第二天，7月31日，蒋委员长发表《告抗战全军将士书》，当天中午，他请胡适、梅贻琦、张伯苓等吃饭。在席上，蒋委员长表示决定抗战到底，他估计至少可支持六个月。张伯苓“头一个举手赞成”。这位南开大学的老校长，流着眼泪，非常坚定地说：
南开是被日军烧掉了！我几十年的努力都完了！但是只要国家有办法，能打下去，我头一个举手赞成。只要国家有办法，南开算什么？再办一个南开！
这时候，希望能够挽挽浩劫的胡适，感到很难说话，不便说话。他只提出一个建议，建议蒋委员长影响南京、上海等地的舆论界，不可在报纸上攻击张自忠将军。他说，在国际法上，一个大都市被敌人侵入、占领，做市长的，为了保全市民的生存权和财产权而和敌人订立临时性的条款，是合法的。他说他相信张自忠将军是爱国的，二十九军也是爱国的。南方当体谅北方军人的苦心谋国，不可乱攻击他们是“汉奸”。蒋委员长听了，答复说：“我立刻告知他们，不可攻击张自忠。张自忠是爱国的。二十九军是抗日的。”（二十五年后，陶希圣在台北向我回忆：“胡先生这个建议，使南京、上海等地的报纸不再攻击张自忠，张自忠非常感动，这跟他后来殉国的行为有极大关系。所以，胡先生这个建议，真可说‘害死’张自忠了。”）
胡适建议不要骂张自忠是“汉奸”的时候，他自己的谋国苦心也正遭遇到麻烦，他自己也被骂作是“汉奸”。因为他多年不主战，颇不见谅于一些狂热派，有人骂他是“秦桧”，程潜甚至主张枪毙他！
蒋委员长的中午餐会，胡适日记如下：
蒋先生约午饭。
在座者有梅、伯苓、希圣、布雷、蒋夫人，极难讲话。
蒋先生宣言决定作战，可支持六个月。伯苓附和之。
我不便说话，只能在临告辞时说了一句话：“外交路线不可断，外交事应寻高宗武一谈，此人能负责任，并有见识。”他说：“我知道他。我是要找他谈话。”
下午汪精卫先生到了南京，找高宗武去长谈。谈后宗武来看我，始知蒋先生今午已找他去谈过了。宗武谈甚详。
我们此时要做的事等于造一件Miracle（奇迹），其难无比，虽未必能成，略尽心而已。
手无寸铁者的梦幻
胡适之所以如此看重高宗武，因他认为高宗武跟他看法最接近，并且他相信：这个三十二岁的有肺病的外交家，乃是贯彻这种看法的最佳人选。
事实上，胡适、高宗武这种看法却未免太天真了。天真的原因是：他们对日本“政”与“军”之间鸿沟的真相与背景，当时无法了解。
原来在七七事变时，日本的近卫文麿刚做了首相不久。他对跋扈的日本军方，实在没有多大影响力。当时日本军人在中国制造事件，根本就不告诉他。不但不告诉他，甚至连陆军省也不告诉。日本中间层的军人们总是一意孤行（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宪兵甚至扣押近卫首相的和平使者宫崎和狄山，可见他们根本没把文人内阁看在眼里）。
当时日本的军界里有两派，照重光葵《昭和之动乱》的说法，两派是：
苏联派——以主张对付苏联为主。认为占领中国华北的目的主要在做东北的外围与屏障，防止苏联来染指。代表人是多田参谋次长、石原第一部长。根据地是参谋本部；
中国派——以主张对付中国为主。认为要扩大在中国的势力。代表人是杉山陆相、海津次官。根据地是陆军省。
近卫首相最初不晓得日本军界里有这么对中国的两派意见。他最初派出去的华北统帅，是个中国派的寺内大将，这正好是火上加油，中日军事冲突便很快地开始恶化起来。于是，在苏联派石原第一部长的压力下，费了好大的气力，才算把中国派的杉山陆相挤掉。可是，太晚了，中日的冲突已经不可收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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