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世杰所指的信或书面意见，内容自是胡适8月2日日记所包括的意思。
在卢沟桥事变前两年，二十四年（1935）6月27日，胡适先有过一封信给王世杰，表示他基本立场：
老实说……我们若要作战，必须决心放弃“准备好了再打”的根本错误心理。我们必须决心打十年的败仗，必须不惜牺牲最精最好的军队去打头阵，必须不惜牺牲一切工商业中心做战场，一切文化做鲁文大学。但必须步步战：必须虽步步败而步步战，必须虽处处败而处处战。此外别无作战之法。今日最好笑的，是政府诸公甘心抛弃北方，而天天装饰南京，好像南京是没有危险似的。此种气象真使全国人都感觉难受。总而言之，今日当前大问题只有两个：（一）我们如可以得着十年的喘息时间，我们应该不顾一切谋得十年的喘息时间：（二）我们如认定，无论如何屈辱，总得不到这十年的喘息时间，则必须不顾一切苦痛与毁灭，准备做三四年的乱战，从那长期苦痛里谋得一个民族翻身的机会。
这封信足以说明胡适和战立场的关键：能屈辱以求喘息，则应屈辱以求喘息；屈辱喘息而不可得，则“必须不顾一切苦痛与毁灭”，去“乱战”一通，从“长期苦痛里”寻找“翻身的机会”。
胡适的理智与冷静，使他相信：“国家今日之雏形……不可轻易毁坏。”“趁此实力可以一战之时”，应该以实力谈和，而不是以实力真打，因为打起来，“将来国家解体，更无和平希望。”
胡适的理智与冷静，又使他相信，这样的大战一打起来，真正受苦受难的是两国人民，“中国化为焦土又岂是日本之福？”——他在为东京《日本评论》写《敬告日本国民》时，就提出这句反问。可是，日本人怎么听呢？连他这篇敬告，杂志的编者都要吓得大删特删，才敢登出，日本军阀的一意孤行，已使大战一发不可收拾——
8月13日全面抗战开始。
8月18日蒋委员长发表《告抗战将士第二书》，宣布持久战消耗战决策，以抵制日本速战速决的策略。
8月21日日本侵吴淞。
8月22日日本侵浏河、杨林口。
8月23日日本侵张垣。
8月24日日本登陆吴淞。南口失陷。
8月25日日本封锁上海至汕头中国海岸。
8月27日国军退出张家口及居庸关。
8月30日政府明令征集国民兵。
9月2日国军歼灭吴淞口沿岸日军。
9月5日日本宣布扩大封锁中国海岸线。
9月7日政府派胡适赴美、蒋百里赴德意，说明日本侵略实况。
冒险也有其用处
9月7日政府发布的胡适去美国消息，幕后有段曲折。据王世杰回忆：八一三以后，蒋委员长对他说，我们现在国际宣传工作非常重要，想找适之到欧洲和美国走一趟。于是王世杰找胡适，谈了两三晚，胡适却不肯，胡适表示：“战争已经发生，我不愿意在这时候离开南京，我愿意与南京共存亡。”王世杰没法，抬出傅斯年劝驾。最后，傅斯年将胡适说服，胡适同意出国。王世杰说：“胡先生在战争发生前，希望避免战争，战争一发生，他则坚决表示与南京共存亡的决心，这件事是我永远不能忘的。”这段回忆，使我想起艾森豪威尔写丘吉尔，艾森豪威尔说丘吉尔在讨论过程里，总是固执己见，一再提出自己的方案，不肯罢休；可是一旦通过了别人的方案，丘吉尔就全力以赴，一意执行。
9月7日胡适日记：
晚上高宗武、程沧波为我们饯行。
听广播，知上海美国商人甚怨SecretaryHull召回美侨的谈话，责备甚多。
9月8日，他在日记里，对“和平努力”做了最后留影：
九点半到英大使馆访Blackburn参赞，谈时局。他说英国海军太弱，在中国海上只有四只巡洋舰，其中Capetoron被困在长江，Suffolk搁浅受损伤，只余两只船，有何力量。
关于英美关系，他是不信美国对远东有积极办法的。
见Byale秘书，小谈。
十点半到铁道部官舍，见精卫先生，他正在开国防会议，嘱我小待。待至十一点半他才散会。谈次，我劝他不要太性急、不要太悲观。
十二点到高宗武家，只我们二人同饭，久谈。我也劝他不要太性急、不要太悲观。我说，我们8月初做的“在大战前做一度最大的和平努力”工作，是不错的。但我们要承认，这一个月的打仗，证明了我们当日未免过虑。这一个月的作战至少对外表示我们能打，对内表示我们肯打，这就是大收获。谋国不能不小心，但冒险也有其用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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