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研究院”的两名院士（陈槃、高去寻），十七年前联名发表谴责《胡适选集》的信的，当年曾经伪善地说：“暂且抛开法律不说，在道德立场上，这种行为必须要加以谴责。”（1966年12月16日国民党《中央日报》）如今，十七年过去了，如果出了《胡适选集》该构成谴责，那么十七年后还出不来胡适全集该不该谴责呢？如果流传胡适思想竟在你们所谓的“道德立场”上站不住，那么胡适死后二十一年的今天，你们不在流传上做任何事，又是哪一种站得住的道德呢？
花了十个小时，我终于写完我蓄意想写的这篇文字，写到结尾，我又想起“交友以自大其身，求士以求此身之不朽”的话。从胡适先生的身后事看来，他的“交友”，其实只获得自祸其身；他的不朽，还有待于所求之士的发扬。
整个《胡适选集》的故事，是一篇人情冷暖的故事、一篇政治斗争的故事、一篇李敖“借一千，还十万”的侠义故事。我把这故事发表出来，盼对崎岖的世道和已凉的人心，多少起一点坦荡而温暖的示范。1983年1月31日夜
我在《“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一文里，曾经谈到国民党和它同路人为了阻止自由思想的流传，而借刀杀人，由胡适的未亡人出面，要求“销毁”自己丈夫的著作。胡适的未亡人是江冬秀，她在1966年12月25日按铃申告，要求用法律手法解决政治背景的问题。这一国民党和它同路人一贯作业的杰作，我曾简略说明如下：
一、违反胡适遗嘱，由台湾大学把权利转赠中央研究院后，再化公为私，由中央研究院转赠给胡夫人，使胡夫人有了证明书；
二、胡夫人凭这证明书向内政部申请著作权；
三、再由内政部违反不得申请注册的规定，硬在1967年2月23日，发给胡夫人二十五年的权利执照；
四、最后由胡夫人拿执照告人。
所以，胡夫人取得告人的资格与证据，都是《胡适选集》出版后才高速赶造成的，这些资格和证据，都是违反法律上基本常识与原则的。但是，国民党不管，国民党的法院也不管，无知而糊涂的乡下妇人胡老太也不管，在胡夫人吵着“要见总统”的配合下，国民党和胡夫人终于借着所谓法律，达到了封杀《胡适选集》的目的。
为了给上面这些话留下千秋文证，我再公布一些一般人不能知道的“内幕”资料，使大家领教一下国民党是怎样整人的！
告人的资格是后补的
江冬秀在1966年12月25日按铃申告后，她就大模大样待在家里，迫使司法人员要到她的“和平东路一段一一五号胡公馆”去问话。1967年1月19日上午9时，台北地院检察官朱石炎亲自驾临，做笔录如下：
问：著作权执照之原件有否？
答：已送内政部办理移转登记了。又内政部通知及胡适遗嘱原件均存放中央研究院胡适纪念馆，未在家中。
问：你何时知道文星出书窃印《胡适选集》之事呢？
答：就是在五十五年（1966）12月9日我写日记那天。
问：“中央研究院”将胡适著作权何时移转给你呢？
答：转让证明书是五十五年（1966）12月30日给我的。
这一笔录，清楚说明了“中央研究院将胡适著作权”移转给江冬秀的证明书，日期是“‘五十五年’12月30日”，是江冬秀按铃申告后第五天的事。换句话说，在江冬秀按铃申告当时，她本人根本毫无告人的法律上资格。这种资格，是国民党和它同路人快马加鞭补给她的，是“先上车，后买票”的！但是，一切应依法律办事的法院，总不是公共汽车吧？把法院当公共汽车，总是一种亵渎吧？
台湾大学、“中央研究院”怎样化公为私？
再看1967年1月21日所谓证人王志维的笔录：
问：胡适遗嘱第四条所指之书集，何时交与台大呢？
答：事实上并未将该书集交与台大的。因为胡适立遗嘱时该等书集均在美国。其后胡适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长时带了部分回来，其太太回国时将余书全部带回，均放于研究院内。后来胡适之纪念馆落成，其遗嘱执行人刘锴在台代理人陈雪屏与台大接洽后，由台大来函表示该书集等转赠本院（提出台大校长函一件及陈雪屏函二件阅后影本附卷）。
问：遗嘱执行人有何人在台呢？
答：有游建文九人在台。
问：中央研究院何时又将该书集等转给胡江冬秀呢？
答：关于该等书集本身是属于“中央研究院”之公产，但著作版权版税部分本来就是属于胡太太的（提出胡适遗著整理编辑委员会会议记录二份附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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