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廷黻先生一定不赞成这个主张，他曾说：人民不要选举代表，代表也不代表什么人。代表在议会说的话，不过是话而已。中国近二十年的内争是任何议会所能制止的吗？假若我们能够产生国会，而这国会又通过议案，要某军人解除兵柄，你想这个议案能发生效力吗？只要政权在军人手里……你的国会有一连兵就可解散了。
这些话都是过虑，有成见的过虑。第一，人民最不要纳租税，然而他也居然纳租税，岂非怪事？所以蒋先生也不必过虑人民不要选举代表。第二，议会能有多少权力，如今谈不到。不过我们前几天还看见报上记载着，立法院“在悲愤中”勉强通过了一万万元的公债案。一个确然“不代表什么人”的立法院也会“悲愤”，蒋先生也许可以看见一个代表全国的议会发起大“悲愤”来制止内战，谁敢保没有这一天呢？第三，一连兵诚然可以解散国会，正如一个警察可以封闭你我的《独立评论》一样容易。然而曹锟要做大总统，他用一连兵也就可以包围国会了，何必要花五千元一票去贿选呢？马君武先生曾说：曹锟肯花五千元一票去贿选，正可以使我们对于民主宪政抱乐观，因为那个国会的选举票在曹锟的眼里至少还值得四十万元的代价。况且有了贿选的国会，也就可以有贿不动的国会；有了一连兵解散得了的国会，也就可以有十师兵解散不了的国会。
不过这都不是眼前的话。现在我要请大家注意的只是要一个连贯中央与各省的国家机关，要建立一个象征全国全民族的机关。各省要捣乱，就请到国会里来大家一块儿捣乱。各省要建设，就请到国会里来大家一块儿建设。无论如何，总比“机关枪对打”要文明一点。让各省的人到中央来参加全国的政治，这是养成各地方向心力的最有效的一步。
18世纪的英国政治家伯克（Burke）曾说：“若要人爱国，国家需要可爱。”若要全国人拥护国家，国家也需要全国人拥护。现在最奇怪的现状是把党放在国家上面。这样如何能养成“公忠”？国会是代表全国的议会，是一个有形的国家象征，人民参加国会的选举，就是直接对那个高于一切的国家尽义务。现在全国没有一个可以代表整个国家的机关，也没有一个国家可以使人民有参加干预的机会，人民又从何处去报效他的“公忠”呢？
在这段文字里，胡适明白指出国民党“把党放在国家上面”的真相，因为国民党不肯用“国会”作为“有形的国家象征”，所以人民无从“报效他的‘公忠’”，人民没有向心力，才是问题的根本。若不此之图，反倒以“个人专制”“武力统一”来解决问题，是舍本逐末、舍大路而上歧途，当然是错了。
常燕生之论
1934年2月4日，常燕生发表《建国问题平议》（《独立评论》第八十八号）。他的看法，胡适在《一年来关于民治与独裁的讨论》中夹叙夹议如下：
常燕生先生在太原读了《独立》上的讨论，写了一篇《建国问题平议》（评立第八十八号）。他不赞成武力统一，也不赞成专制与独裁。他那篇文章里有几段很精彩的议论，例如他论民治思想的势力：
我们诚然知道在中国今日谈民治，是很幼稚、很可怜的。然而就这一点幼稚可怜的思想，也不可以完全忽视。三百年的满清政府是被这个思想打倒的，袁世凯的中华帝国也是被这思想打倒的。民治主义在今日中国，正所谓“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又如他论独裁政治在中国所以不能成功：
中国传统地是一个无治主义的国家，中国民族传统地是一个无治主义的民族，服从领袖的心是有限的，崇拜英雄的心是有限的，遵守严格纪律的心是有限的。在俄国，斯大林可以开除托洛茨基；在中国，手创共产党的陈独秀不免落伍。这就是两个民族根本的异点。特别是在现在轻薄成风的社会，以骂人为时髦、以挖苦人为幽默、以成人之美为有作用，学生可以随便驱逐师长、军队可以随便反对长官的时候，而希望任何形式的专制可以成功，这是梦想。
所以他虽然主张“中国要谈建设、要谈统一，必须先从创造中心势力入手”，他却相信那个中心势力“应该使人民爱之如慈母、奉之如严师，至少也要使大家觉得彼善于此”。他相信中央政府并不是没有控制地方割据势力的工具。他说：这工具就是民意。古代的霸主得力的秘诀是“尊王室”，现在王室没有了，但四万万国民就都是天子。天子是无实力的，但霸主偏要把他尊重起来，因为这样才可以制诸侯的跋扈。现在的国民实力并不比古之天子更弱，中心实力派应该抓住这个有力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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