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逢统一有成功可能的时候，二等军阀就联合起来，假打倒专制的名，来破坏统一。
“打倒专制”的口号可以使统一不能成功，这就是一个新时代的新意态的力量，不是刘邦朱元璋的老把戏所能应付的了。吴景超先生曾分析中国历史上的内乱，建立他的内乱八阶段说（《独立》第八四号），也以为只有武力统一可以完成统一的使命。但他忘了他那八阶段里没有“打倒独裁”一类的阶段。这一类的新意态不是武力能够永久压服的。在今日这些新意态已成不可无视的力量的时代，独裁绝不是统一政权的方法。所以从统一政权的观点看，我们也不信独裁制度是必要的。
在文章后段，胡适又补充他的未尽之言：
民主政治是幼稚园的政治，而现代式的独裁可以说是研究院的政治。这个见解在这一年中似乎不曾引起国内政治学者的注意，这大概是因为这个见解实在太不合政治学书里的普通见解了。其实我这个说法，虽然骇人听闻，却是平心观察事实得来的结论。试看英国的民主政治，向来是常识的政治，英国人也向来自夸“混混过”（MuddlingThrough）的政治；直到最近几十年中，一班先知先觉才提倡专门技术知识在政治上的重要；费宾会（TheFabianSociety）的运动最可以代表这个新的觉悟。大战的后期和最近经济恐慌时期，国家权力特别伸张时，专家的政治才有大规模试行的可能。试看美国的民主政治，哪一方面不是很幼稚的政治？直到最近一年半之中，才有所谓“智囊团”的政治出现于美国，这正是因为平时的民主政治并不需要特殊的专家技术，而到了近年的非常大危机，国会授权给大总统，让他试行新式的独裁，这时候大家才感觉到“智囊团”的需要了。英美都是民主政治的发祥地，而专家的政治（“智囊团”的政治）却直到最近期才发生，这正可证明民主政治是幼稚的，而需要最高等的专门技术的现代独裁，乃真是最高等的研究科政治。
所以我说，我们这样一个知识太低、经验又太幼稚的民族，在这最近的将来，怕没有试行新式独裁政治的资格。新式的独裁政治并不是单靠一个领袖的圣明的——虽然领袖占一个绝重要的地位——乃是要靠那无数专门技术人才的。我们从前听丁文江先生说（《独立》第一一四号），苏俄的地质探矿联合局有三千个地质家，在野外工作的有两千队，我们都不免吓一大跳。现在陈西滢先生在上期《独立》里说，苏俄自从实行五年计划以来，据官方的统计，需用一百五十万专家，其中工业方面需用四十四万工程师及专家；农业方面需用九万高级的、三十六万中级的专家，森林方面需用一万一千高级的和二万七千中级的专家；交通方面需用三万高级的和十二万中级的专家。这种骇人的统计是今日高谈新式独裁政制的人们万不可忽视的。民主政治只要有选举资格的选人能好好的使用他们的公权：这种训练是不难的（我在美国观察过两次大选举，许多次地方选举，看见许多知识程度很低的公民都能运用他们的选举权）。新式独裁政治不但需要一个很大的“智囊团”做总脑筋，还需要整百万的专家做耳目手足：这种需要是不容易供给的。
苏俄与意大利都不是容易学的。意大利有两个一千年的大学；五百年以上的大学是遍地都有的。苏俄也有近二百年的大学。他们又都有整个的欧洲做他们的学校与训练所。我们呢？我们号称五千年文明古国，而没有一个满四十年的大学。专门人才的训练从哪里来？领袖人才的教育又从哪里来？所以钱端升先生期望的那个“有能力、有理想的独裁”，蒋廷黻先生期望的那个开明专制，在中国今日都是不可能的。
在这个时候，不少的学者和政客鼓吹独裁的政治，而他们心目中比较最有独裁资格的领袖却公然向全国宣言：“中国今日之环境与时代实无产生意俄政制之必要与可能。”只此一端已可证中国今日实无独裁的可能了。这个宣言的发表，表示在今日有发表这样一个宣言的必要。而在今日何以有这样一个宣言的必要呢？岂不是因为“中国人的意态和物质状况”（《环境与时代》）都不容许“意俄政制”的产生吗？
我们很诚恳的赞成这个宣言，并且很诚恳的希望做此宣言的人不要忘了这样严重的一个宣言。
胡适提出细部要求
在《独立评论》发表《中国无独裁的必要与可能》的同一天，胡适在《大公报》星期论文又发表了《汪蒋通电里提起的自由》，并且乘机提出细部要求。胡适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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