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君兄忽然作驳我的独裁不可能论，我写信（两千多字的长信）答他，你见着否？
我说：“将来你们这班教猱升木的学者们终有一天要回想到我的话。那时我也许早已被‘少壮干部’干掉了，可是国家也必定弄得不可收拾了，你们那时自己忏悔误国之罪，已无及了！”
胡适之不肯公然谈中医，也是这个意思。
廷黻论专制的文发表时，此间省市两党部中人皆大欢喜！我听了真慄然以忧。“我岂好辩哉？不得已也。”这是你们山东亚圣的味儿了！
汪蒋的“感”电，我充分利用来作了三篇文字，正是要“顺水推船”，导人入于水泊。我正想“趁火打劫”，岂料丁大哥出此下策，为一班妄人增加气焰不少！
彭太太已在第一中学教英文，每周有十五时，可得$105.00，大概可以勉强支持了。机会甚好，因杨子余就任校长，正需好英文教员。
你何时来？女先锋已见着了。适之用这封私信做我这篇长文的收尾，真再合适没有了。1986年3月2日夜
胡颂平《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1960年3月10日条下，记录雷啸岑去拜访胡适，胡适“谈起《自由人》上有些文章太不行了，是不是为了推销的关系？先生（指胡适）的意见，宁可减低推销，不可降低标准。”事实上，胡颂平这一记录太潦草了。潦草的程度，一对照起雷啸岑的回忆，便可明白。
1964年8月19日，雷啸岑在《自由报》上写《我的社会生活》，里面说：
香港是外国殖民地，也是一个本身没有什么生产力，而专靠产品加工、转口以维生存的工商业都市。一般市民对政治问题多不感兴趣，他们每天看报纸的唯一注意之点，就是社会新闻和武侠、侦探小说之类，关于政论文字大家漠不关心。然《自由报》的内容，是以政论文字为中心的，这跟香港大多数民众的胃口不相投合，就生意经设想，可说是先天的基本缺点，然就文化思想斗争关系看，实属应有之义。在创刊伊始，为着迁就现实环境，曾刊载了一篇武侠小说，等我到台湾晤及胡适之先生时，他以严肃的态度对我说道：“为什么你办的报，亦登载那种时代落伍的武侠小说呢？”答以旨在应付环境，希望报纸能打开销路而已。他又说：“你是为理想而办报呢？抑是为营利而办报？我相信你的目的是属于前者，那么，以有限的宝贵篇幅，似不宜刊载与现代文化思想潮流相背驰的文艺作品吧？”我无词以对，马上把武侠小说停刊了。幸而这篇小说乃是好友彭浩一兄所写，而且是义务帮忙性质，声明不受酬的，因而彭兄很谅解我，无所容心。但我对适之先生的关怀指教，铭感殊深。
提倡文学革命的胡适，是看不起武侠小说的。每在有人提起武侠小说，他就连说：“下流！下流！”意思是这种东西是不入流的、为有识有水准的知识分子所不取的。他劝雷啸岑不要刊登这种“与现代文化思想潮流相背驰”的“落伍的”东西，纵使减少了报纸的销路，也应在所不惜，是一种很讲原则的劝告。我常说现代人思想的退步，许多方面还不如五四，下作的知识分子写武侠、看武侠，便是其中之一。看到胡适对武侠小说的态度那样明朗、那样坚定、那样不妥协，甚感此公先得我心，所以排比两段资料，综述如上。1987年2月11日
我以文字称雄，可说“打遍天下无敌手”，我的敌人可以用种种方法对我纠缠，唯独在用笔杆方面，他们全无出手之力。这一情况，基本原因是李敖博学和他们不学的结果。不学固然好笑，但更好笑的是，他们竟不知其无知，反倒以疑神疑鬼来自欺欺人，这就太离谱了。
对这种“敌人”的离谱，我试举一二例子。
1962年1月1日，我在《文星》第五十一期发表《播种者胡适》，其中有两段话说：
民国八年（1919）间，有件事情对胡适来说可能是不幸的，那就是五四运动。五四运动把胡适所希望的一个单纯的文化运动转变为政治运动，扰乱了他那为中国建立非政治的文化和思想基础的梦想，对这个梦想的达成而言，五四显然是一条岔路。新文化运动本来该是针对辛亥革命、二次革命而做的非政治的革命，当时那些健将们都相信唯有思想革命成功，政治革命才有了真正的保障，才不会一垮再垮。半道杀出的五四运动，对新文化运动当然有“广为流传”的贡献，但它也未尝不是新文化运动的“罪人”，因为它使许多优秀的知识分子都纷纷忍不住了，纷纷忘了他们真正的深远的使命了，他们不怕“任重”但却有点嫌“道远”了。最后，他们终于暴露了狂热的本质，选择了感情的求近功的反应方式，大家都不肯再静下心来研究问题了，大家都跑到十字街头，投身到党派的阵营里，高倡他们的主义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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