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那一次长谈外，我跟胡适只小谈过三次，一次在台大医院、一次在台大文学院门口、一次在“中央研究院”，此外除了写信，并无实际来往。他一共写过三封信给我，又写了一幅字，送了我照片和书，在我穷困之时送了我一千元（当年的一千元，还蛮值钱）。
1961年年底，我在《文星》发表《播种者胡适》。这篇文章带来了大是非和大麻烦，进而酿成了一次大笔仗，后来这次笔仗分成了两个圈圈，一个圈圈是“关于中西文化间的论战”；一个圈圈是“关于播种者胡适的论战”。前者的主要对手是徐道邻和胡秋原；后者的主要对手是任卓宣和郑学稼，大家打做一团，十分热闹。
《播种者胡适》虽被外界视为卫护胡适的文章，其实因为直言无隐，胡适本人看了，并不开心。据杨树人回忆，已言之凿凿。再据钱思亮告诉我，胡适死后，他整理遗稿，发现了一封胡适读了《播种者胡适》后写给我的信，可惜这封信因为被胡适的近亲好友“妥为保管（封锁?）”了，所以直到今天，我这个收信人本人还不能看到。
我知道我这篇《播种者胡适》会三面不讨好：骂胡的人会说我捧胡，捧胡的人会说我骂胡，胡适本人也会对我不开心，这都是无可奈何的事。一个人常常为知道太多、说了真话而付代价，不是吗？
在笔仗时候，国民党的刊物就首先推断，“李敖与胡适之先生有深厚的世交关系”（《世界评论》第十年第五期）；并说李敖是“被胡适全心全力支持的西化太保”（《学宗》第三卷第二期），其实全是笑谈、全无此事。但是这种我与胡适关系不简单的传说，却没有停止，见之于文字的，以郑学稼的最为明确。
笔仗后九年（1970年1月），郑学稼印行《中共兴亡史》，在书中说：
由《播种者胡适》一文中所泄露的非一般人所知的事，如“九一八”后蒋廷黻、钱端升、吴景超、丁文江们赞成中国实行独裁制；胡适“退回政府送他的六万美金宣传费”（后来证明无此事），这说明胡适或胡适派，和该文作者的微妙关系；到后来证明该文在发表前，曾交胡适阅过。
事实上，我跟胡适既无“微妙关系”，我写“该文”，胡适也全不知情，什么“曾交胡适阅过”，全是造谣。至于其他的事，早在笔仗当时（1962年7月24日、26日、28日），郑学稼在香港《天文台》上发表《我控诉》，就这样说过：
当我第一次阅李敖先生的《播种者胡适》时，以为他是极接近胡适的人，否则不会知道这些非外人所知的事：《独立评论》社内部诸名士主张独裁，只胡一人反对；胡为女学生关窗户，以示“体贴”；和胡退回宣传费若干美元。
事实上，郑学稼的“以为”，完全“以为”错了！其实我“接近胡适”了什么？关于《独立评论》上民治与独裁论战的事，在《独立评论》上都登得明明白白，《独立评论》第八十号、第八十一号、第八十二号、第八十三号、第八十四号、第八十六号、第八十八号、第一三○号以及《东方杂志》第三十一卷一号及三十二卷一号，都文证俱在；至于胡适为女学生关窗户的事，1932年的《论语》第一期、1934年的《英文中国评论周报》、1934年的《人间世》第三期，以及《文人画家》那一本书也都文证俱在；至于胡适退回宣传费的事，1942年的CurrentBiography、VOL.LXXIXNo.9的Time杂志也都文证俱在，他郑学稼不去查书、不去了解，却硬说这是我李敖独得之秘，这不是大笑话吗？他郑学稼读书这样少，反倒以为我李敖神通如此大，大到“知道这些非外人所知的事”，这不是大笑话吗？文证俱在，任何人只要肯用功，都可以查到。可是这种跟国民党总政治部走的所谓学者却如此不学、如此无知，这种人宁愿在我与胡适有“微妙关系”上捕风捉影，也不愿在书本上多下工夫，这种疑神疑鬼，真是害己害人。郑学稼日前死了，蒋经国特颁“绩学贻徽”挽额，由军报刊出，我看了不禁一笑，“绩学贻徽”？未必未必，积不学贻害，倒庶几无愧也！1987年7月27日
钱穆死了。台湾除李敖外，又是众口一声、一片谀词，并极颠倒是非之能事。钱穆的学生、国民党同路人余英时发表谈话，有这样一段：“胡适是个受到他那个时代限制的学者，只管领一代风骚，但钱先生却不会限于时代格局而褪色，时间愈久愈能看出他的价值，并且在这个时代，没有人有资格去评论他，因为他们没有足以与钱先生相比的学识；且钱先生不做媚俗之言，因此只要还有真正的学术传统，将来中国文化还未灭绝，就会有人认识他不朽的一面。”（1990年8月31日《联合晚报》）这些话，全是胡说。相反地，钱穆所做的“媚俗之言”，远在胡适之上。胡适愈老说话愈圆滑，但重要关节，却还知所把持；但钱穆却一身媚骨，全无大儒风范。以对蒋介石非法连任第三任总统的态度而论，就可概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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