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忆军总觉得自己很聪明。而在我看来，他的聪明，在我们班决不是第一流的。如果没有正直和善良，他那点聪明，仅够他成为一个北京痞子。比如他爱唱歌唱戏，但往往记不住歌词戏词，便自作聪明地乱唱过去。京剧《杜鹃山》里雷刚唱道：“大队转移莫迟缓，我带领几人去救援。”他唱成“我带领几人去吃饭”。杜妈妈批评雷刚，唱道：“晕头转向上圈套。”他唱成“广搞了对象上圈套”。他的歌词常常错误，有时干脆故意唱错，博得大家一笑。比如“我们俩划着船儿采红菱”，被他唱成“我们俩光着屁股采红菱”。阿忆的幽默是开朗的，不是刻毒的，是自己先受感染，再去感染别人。所以他气色丰沛，神态安详，做起事来，自然显得很聪明。
周忆军爱过我们班至少七八个女生。爱的方法是与我们热烈讨论那个可爱女生的一切。在他爱这个女生的几个月中，谁也不许说该女生的坏话，该女生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天使。但几个月后，他就矢口否认爱过该女生，因为此时他正“热恋”着另一位天使。恋令智昏，他有时问老孔：“你说现在，她在宿舍里会不会也在议论我呢？”有一次，他爱一位天使爱得神魂颠倒，痛苦万状。我自告奋勇，去为他作伐。那个女生立刻同意去找他“打开鼻子说亮话”。不料二人见了面，却谁都不承认自己爱对方，最后居然共同找了个台阶，说是“老孔喝醉了”。这是阿忆博士恋爱史上最可耻的一页。如今阿忆对这些恋爱前科一概否认，说他除了太太，对别人都是说着玩儿。看在这家伙孩子也不小了的份上，我就姑且假装又喝醉了吧。
最后说说“阿忆”名字的来历。周忆军千好万好，但“周忆军”这个名字总还让人觉着别扭。有一天我和老沈、清平谈论着鲁迅《药》中的“红眼睛阿义”，感叹鲁迅的用语之妙，老沈眉飞色舞地比划着：“阿义哥是一手好拳棒！”清平接着道：“他还说阿义可怜哩！”正好周忆军从蚊帐里钻出来，睡得眼睛通红，也跟着凑趣道：“包好，包好。趁热的拿来，趁热吃下，包好，包好。”大家一阵乱笑，便说以后就叫周忆军“阿义哥”算了。这个鲁迅笔下的“阿义”模模糊糊给读者的印象是，比较直爽简单，需要进行启蒙，虽属于统治阶级，但基本和下层百姓打成一片，可以随便开他的玩笑，又有一点本事和威望。这个印象与周忆军多少有些沾边，于是就强扣在周忆军头上了。周忆军开始还不同意，连说我们宿舍的口头语那“还得了！那还得了！”但老沈是个坚韧不拔的家伙，从此见面就叫他“阿义”，别人也经常叫。三人成虎，周忆军想推也推不掉了。毕业以后，他干脆把笔名取做“阿忆”，算是把盗版改成正版。又别署“阿忆博士”，这并非意在假冒伪劣，而是在我们那一代人看过的影视作品里，“博士”多数是一种“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的坏人，比如《大西洋底来的人》中的舒拔博士，是一个科学狂人，经常企图用某种技术统治世界，结果总是引火自焚。“阿忆博士”也不过是一个调侃和自嘲的笔名而已，结果却逼得阿忆不得不回到北大去从硕士读起。人类自古就难逃咒语的惩罚，中国人更是名目的奴隶。本来红眼睛阿义是因为善良如兔子，才有一双红眼睛的。现在恐怕要悬梁刺股，读书读得视网膜出血，又吃不到美味的鱼头，才不得不瞪着一双红眼睛。阿义哥，你真是可怜哪！
中国向来号称是“礼仪之邦”，最讲究过节。国有国庆，家有家祭，阴历节，阳历节，天地君亲师，党政军民学，三姑五通六婆，八娼九儒十丐，一年三百六十日，隔三岔五便是节。过完了自己的节，再随喜别人的节。俗话说“礼多人不怪”，当然也就“节多人不烦”，过节总是一件好事，多多益善是人们的普遍心理。当年李闯王的最高理想不就是“天天都过年”嘛！何况中国人又胸襟博大，能够融蛮化夷，许多鬼子的节，都被咱们兼收并蓄，毫不歧视。比如什么盂兰节，浴佛节，不都和中国自己亲生的节日一样对待吗？近年来，在改革开放的春风雨露滋润下，中国人民意气风发，把那热爱过节的传统美德更加发扬光大，一口气引进了东西欧南北美的成套节日，什么圣诞节、万圣节、情人节、愚人节、父亲节、母亲节……节日太多，难免就有个亲疏厚薄，照顾不过来，便只好先委屈一下自己的孩子。今年我买的挂历上，标出的中国节日屈指可数，而跟耶稣他老人家有关系的大红日子，却比二十四节气都多，弄得我经常需要考证究竟哪天是礼拜天，哪天是礼拜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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