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我被黑暗沉没，那世界全属于我自己。
这就是宴之敖者的目的，迎来光明并不为了自己。
所以鲁迅对魏连殳在同情里隐含着批判，而对宴之敖者则于冷静中充满着讴歌。宴之敖者的复仇不是出自无路可走，而是在人生观上充分把握了自己之后，主动向黑暗的社会掷出了投枪。这里不能说因为宴之敖者的境界高于魏连殳，魏连殳的艺术价值就不如他。就小说的现实意义来讲，魏连殳的影响要比宴之敖者更大。在一个红色的曙光尚未降临的社会里，有多少曾经呐喊、挣扎过的魏连殳、吕纬甫（《在酒楼上》），正在“躬行自己先前所憎恶、所反对的一切”，他们中又有多少像魏连殳一样，生命的最后一点闪光也被无边的黑夜所吞噬。因此，我们完全可以把《孤独者》和《铸剑》这两篇小说看做是一部描绘孤独者不同道路选和命运归宿的连环画。它们像两座黑色的墓碣，将永远醒目地标志在现代文学的艺术长廊中。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发生着数不清的琐事和要闻，密谋和公务，噩耗和喜讯。但是当这三百六十五天过去之后，能够留在人们记忆中的，也许只有那么一件两件。有的年份，甚至连一件事也没有留下，就像火车呼啸掠过的一个不起眼的小站，转瞬就消失在人们的脑后了。
那么，关于公元1921年，你能想起，你能记起什么呢？
一个现在的中国人，如果他对于那遥远的1921年只记得一件事，那十个人会有九个说：中国共产党成立。
1921年7月23日到8月2日，中国共产党举行了开天辟地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会议在讨论党的基本任务和原则时，发生了一些分歧和争论。但在选举中央领导人时，毛泽东等十几位代表一致推选他们心目中的杰出领袖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任总书记，这个众望所归的人是——陈独秀。
陈独秀（1880—1942），本名庆同，字仲甫，安徽安庆（原怀宁）人。距他家几十里外有一座独秀山，因此，1914年他发表两篇文章时分别署名“独秀山民”和“独秀”，从此，“陈独秀”就成了尽人皆知的名字。他不满两岁时，父亲死于瘟疫。幼年的陈独秀，在严厉的祖父和要强的母亲的督导下，不仅打下了传统文化的扎实基础，而且养成了独立不屈的坚毅性格。祖父打他时，他瞪着眼睛，一声不哭。气得祖父骂道：“这个小东西，将来长大成人，必定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凶恶强盗。”
陈独秀长大成人后，没有杀过人，他晚年说：“我一生最痛恨的就是杀人放火者。”但陈独秀却成为让那些杀人放火者切齿痛恨的革命党领袖。陈独秀在他们眼中，不止是凶恶强盗，简直是洪水猛兽。就是这样一个让旧世界痛恨，让新世界仰慕的人，在他40岁“不惑”的这一年，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开山领袖。
然而令人惊奇的是，这位中共首任总书记，却没有参加中共一大。这在世界各国的政党史上，是绝无仅有的。陈独秀在如此重大的事情上，仍然表现出像他名字一样的卓异个性：独树一帜，一枝独秀。
1921年，是中国混乱而又痛苦的一年，也是陈独秀紧张而又充实的一年。
1921年，中国仅史书明确记载的地震就达10次。此外，水灾、旱灾、火灾、雪灾、鼠疫，此起彼伏。匪盗和兵乱蜂起，军阀混战，杀得尸横遍野。农民起义，工人罢工，日本等帝国主义国家不断侵我国土，杀我人民。天灾人祸，内忧外患，整个社会处于大动荡、大混乱之中。这个星云一般纷乱扰攘的民族迫切需要一个强有力的精神核心，它将把这团星云凝聚成一个巨大而有序的天体，运转在自由选定的轨道上。
然而在车如流水马如龙的世界第六大城市上海，许多醉生梦死的人们还在过着颓废而麻木的日子。中国的灾难仿佛离这个中国的第一大都市很远。
1921年7月1日，上海夏令配克影戏园首映了中国第一部长故事片——《阎瑞生》，影片讲述赌输的阎瑞生将身携财宝的妓女王莲英骗至郊外，夺财害命，后来被捕伏法的故事。这个故事本是一件真实的新闻。影片风靡上海，轰动一时。市民们把这种悲惨的社会现象当作茶余饭后的谈资，没有人想到，一群南腔北调之人正要会聚到上海，立志彻底改变中国社会的一切黑暗。
就在这一年炎热的夏天，本该去上海参加中共一大的陈独秀，正在炎热的广州，满腔热忱地大办教育。热火朝天的局面刚刚打开，陈独秀想要趁热打铁，不愿为开会而离开。他指派陈公博和包惠僧携带他的意见去上海出席。陈独秀是个喜欢实干的人，年轻时办过被誉为“《苏报》第二”的《安徽俗话报》，参加过志在推翻满清王朝的暗杀团，创建过比同盟会还要早的岳王会。特别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创办《新青年》，出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发动文学革命，可谓是身经百战，功勋累累。当一大结束后，包惠僧告诉他当选了总书记时，陈独秀笑道：“谁当都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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