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5日，法租界会审公堂指控“陈独秀编辑过激书籍，有过激行为，被侦处查实，已搜出此类书籍甚多，因此有害租界治安。”
陈独秀见事情不太严重，首先为一同被捕的其他4人开脱，说：“他们都是来打牌的客人，有事我负责，和客人无关。”马林为陈独秀请来了律师，要求延期审讯，取保候审。
10月6日，上海《申报》刊登了陈独秀被捕的消息。胡适得知后，请蔡元培与法国使馆联系设法营救陈独秀。胡适用安徽话骂道：“法国人真不要脸！”
中国共产党内部，张太雷和李达商量后，请孙中山出面。孙中山致电法租界领事，请他们释放陈独秀。
10月19日，法租界会审公堂再审陈独秀等人，问陈独秀：“报纸讲你在广东主张公妻，你是否有此主张？”
陈独秀气愤地答道：“这是绝对造谣。”
7天后，10月26日，陈独秀被宣布释放，罚款100元。李达、张太雷、张国焘和一些刚从莫斯科回来的青年团员雇了一辆汽车，开到会审公堂，陈独秀上车时，几位青年团员用俄语唱起了《国际歌》。
这次有惊无险的被捕，使陈独秀与马林的关系得到了缓和。陈独秀感谢马林的积极援救，表示愿意多听共产国际的意见。马林充分领教了陈独秀的刚毅倔强之后，也放下了架子，说：“中国的事主要是中国党中央负责领导，我只和最高负责人保持联系，提供一些政策上的建议。”
后来，陈独秀于1922年8月第4次被捕，情况与第3次大体相似，仍是法租界会审公堂罚款后又将他释放。他们不知道陈独秀已经刚刚在中共二大上又当选为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人。
1932年10月，巳经被开除党籍的陈独秀第5次被捕。这一次抓他的是国民党政府。尽管社会各界想方设法努力营救，尽管陈独秀与江西的朱毛红军毫无关系，尽管陈独秀已经是一个被中共开除的与中共中央唱反调的托派，尽管有章士钊大律师为他进行了极其出色的辩护，但国民党出于对一切共产党人的仇恨和恐惧，仍然判处陈独秀有期徒刑13年。陈独秀在法庭上慷慨陈辞，痛斥国民党的“刺刀政治”，公开宣布要推翻国民党政府，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有人把陈独秀的法庭斗争比作是中国的季米特洛夫。
七七事变后，陈独秀被减刑释放，在四川江津度过了晚年最后的岁月。他在穷困潦倒中，没有向国民党权贵低头，不接受别人的施舍，只依靠自己的书生文字来维持生活，把他孤傲狂狷的伟岸人格，保持到了生命的终点。
而在激流澎湃的1921年，身为中国共产党总书记的陈独秀，也仍然是书生本色。他没有故做深沉的官架子，像个小伙子一样，与人辩论动不动就面红耳赤，敲桌子打板発，不讲究什么“领袖风度”。
1921年陈独秀写的最后一篇文章，是《〈西游记〉新叙》。陈独秀从白话文学发展史的角度，指出《西游记》和《水浒传》、《金瓶梅》具有同样的价值。陈独秀的学问是十分渊博的。他是文字学专家，在汉语词义研究、古音学研究和汉字改革方面取得了很高的成就。陈独秀是杰出的文章家和书法家。也许，专心从事学术，他会成为一代学术大师。但是中国的1921年，呼唤着一个强有力的先锋队，来拯救这片四分五裂、多灾多难的山河。迎着这个呼唤，走来了骨头和鲁迅一样硬的陈独秀。他把一批散布在神州各地的文化先驱集合起来，攥成了一只高高举起的拳头。从这一年开始，中国人看见了曙光。
有宋一代，诗词倶盛，而尤以词拔峰突起，蔚成大观，繁荣之势可与唐诗相媲，故有“宋词”之称。词之异于诗者，绝非仅仅是句之长短与齐整、吟之有乐与无乐。也不只是风格上的所谓“诗在词媚”，而是从总体的创作方法到具体的表现手段上都相互径庭。特别是在宋朝，品一首诗与赏一首词，简直就有如同我们看一组幻灯与看一部电影这样的感觉上的差别，当然，这种比喻不能绝对化。其原因固然是由于诗与词的根本差异，我认为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宋词在表现手段上，特别讲究意象的外在关联与衔接，给人以画面的通体运动感。借用一个电影术语“蒙太奇”来说明这个问题，是再方便不过了。
“蒙太奇”一语，译自俄文Mohta>K，原为法文一个建筑术语，意谓结构、组合的方法。当然，电影艺术发展到今天，“蒙太奇”的外延早已覆盖了一切“镜头调度”和“声音构成”的技巧，成为表达特殊思想内容的艺术武器。本文只想从一些比较基本的蒙太奇技巧出发，对宋词进行一番管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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