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创作，犹如体育运动，作家也要求有一种意识。对于现实生活，这种意识愈是强烈，愈能把握作品的总体结构和局部枝末细节。这种意识的产生，得源于深厚的生活积累和对生活的深刻认识，这便也就具备了作品的底蕴。作品的深刻与否并不建立在胆子的大小，作家的文采才华，同样也不等于嚣喧汹汹。中国几千年的文学，陶渊明、白居易、苏轼、柳宗元、韩愈、司马迁、曹雪芹、蒲松龄，尽管他们的风格各异，但反映的自然、社会、人生心境之空与灵，这是一脉相承的。空与灵，这是中国文学的一项大财富。我觉得王蓬于此是很
早就注意到了的，也正在努力继承和实践着的。一本《油菜花开的夜晚》，若从每一篇来看，有的借鉴运用得很好，有的借鉴运用得不理想，但即使在一篇不大成功的文章中，也不乏有的段落、有的情节、有的场面描绘得却十分精彩。
中国的文学如何振兴，外地的作家或许比陕西的作家思考得更多，追求和实践得更多，但陕西的作家也开始了慢慢的思索和探索。情况是，有的作家从内到外极力借鉴，吸收外来文学，却在进一步的融汇、化合方面做得不好，忘掉了和忽视了中国民族的美学心理结构，出现了欲速不达的效果。有的作家则完全拒绝外来的东西，将自己束缚在一个狭隘的圈子里，我行我素。文学发展到今天，眼光一定要远，应该在中西杂交的大前提下，各人根据自己的生活经历、环境、修养、体质、爱好诸多条件，走自己的路子。王蓬的路子，走的是他自己的。楚文化的精，是不是可以说有一种“自远”的味道。这种“自远”，建立在“自近”的基础上。这也正是王蓬作品读来空灵而不空浮的原因罢。这是不是正是他扎根生活之中而才使作品产生的一种底蕴呢？
读王蓬的《油菜花开的夜晚》，同时又想到另一个问题，即所谓的大度。也可以叫做力的问题。综观国内一些名作家，大都可称为思想家，或者说是有深远的思想。当然，思想不是一个狭窄的概念；否则，会导致所谓“思想大于形象”之弊。古人讲过：雄中有韵，秀中有骨。这不仅是指文学的表面，更重要的是内涵。所以我说王蓬的作品是有底蕴，也就是说秀中有骨。但如果王蓬能重新反过来吸收陕北作家路遥的犷，做一次南北结合，那局势就更为可观了。也基于这一点上，我在前面说过要推崇汉代之风，在霍去病墓前看石雕，汉代的艺术竟能在原石之上，略凿一些流利线条，一个石虎石马之形象就凸现而出，这才是艺术的极致。所以，在整个民族振兴之时而振兴民族文学，我是崇拜大汉朔风，而鄙视清末景泰蓝之类的玩意儿的。如果以此去考察，研读当今轰动世界文坛的拉丁美洲文学，从中就会悟出更多的东西了。
王蓬近期的一系列小说、散文，似乎比《油菜花开的夜晚》还要好。他是感觉颇好的作家，又开始了进一步的学习政治、经济、哲学、美学的工作，来完满他一个作家的“人格”和作品的“文格”。无疑，作为一位陕西南方的作家，已经在为陕西作家在全国文坛产生影响做出了他的贡献。陕西的其他作家，应该向他学习，更应该使我效法。
１９８４年３月１８日于静虚村 堂兄向我说：上海某出版社编辑陈君，一日下班时，收到南京李某寄来的一份书稿，顺手堆在小山似的稿件堆里，正起身要走，偶然瞥见那书稿上附有一信，仅三行：“寄上拙稿《赶海集》，因身患癌症，盼能尽快审阅。”陈便心想：一个行将去世的人，还著书立说？觉得好奇，顺手翻开一页。才读一行，目光便被吸住，不觉慢慢移近书案，慢慢将身坐下，竟读得如痴如醉。晚上九点二十分，家人寻到编辑部，见他正手捧书稿，侧在椅上，看得入神。问：“你还没有吃饭啊！”答曰：“吃什么饭？”家人摇头苦笑：“魂儿又被勾去了！”陈方醒悟，却笑而不答，又抱书稿去敲总编家门，要求连夜复审，说：“此人朝不保夕，此书可长存于世啊！”
复审后，需作局部小改，陈便于次日搭车去南京。南京正值夜雨，陈将书稿藏在怀里，猫腰寻到李家。见李家锁门闭户，问及邻人，答曰：“病危，于昨天送进医院，怕已不在人世了。”陈大惊，脚高步低又寻到医院。李病已到晚期，其身长不足五尺，体重不过六十，出气多，入气少，卧床不能起坐了。李三十有余，并未婚娶，全部家产堆满床头床尾，皆书也。两人相识，互道：“相见恨晚！”李遂伏床改稿，但力不能及，每写一字，需一分钟，手抖不已。陈便说：“我替你改，改一句，念给你听，同意的点头，不同意的你用嘴说。”如此更改至五更。医生、护士无不为之感动，握住陈手说：“老李真是奇人，病成这样子，犹念念不忘他的书稿。他的生命全系在事业之上，是你拯救了他，我们真要感谢你了！”天明，陈回上海，临走说：“我回去，稿子立即以急件编发，很快就能印出校样，你多保重！”李笑曰：“我不会死的，我还未见到铅字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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