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一来，自然会给这一些可爱的塔什干人民带来一些失望，我们又有什么办法呢?在我们内心的深处，我们实在为他们这种好客的热情所感动，我们陶醉于塔什干人民的热情洋溢的友谊中。
等我们在哈萨克加盟共和国的首都阿拉木图访问了五天又回到塔什干来的时候，会议已经结束了好多天，代表们差不多都走光了。我们也只能再在这一个可爱的城市里住上一夜，明天一大早就要离开这里，离开这一些热情的人民，到莫斯科去了。
吃过晚饭，我怀了惜别的心情，站在五层楼的凉台上，向下看。我还想把这里的东西再多看上一眼，把这些印象牢牢地带回国去。广场上冷冷清清，只有稀稀落落的人影，在空荡荡的场子里来回地晃动。成千盏成万盏的红色电灯仍然在寂寞中发出强烈的光辉。
但是仍然有一群小孩子挤在旅馆门口，向里面探头探脑。代表们都走了，旅馆也空了。看来这些小朋友并不甘心，他们大概希望像前几天开的那样的会能够永远开下去，让塔什干天天过节。现在看到场子上没了人，旅馆里也没了人，他们幼稚的心灵大概很感到寂寞吧。
我对这一些天真可爱的小朋友有无限的同情。我也希望，能够永远住在塔什干，天天同这一些可爱的人民欢度佳节。但是，在实际生活中，这只是幻想，是完全不可能的，是永远也不会实现的。会议完了，我们的任务已经完成；现在我们的任务是，把在塔什干会议上形成的所谓塔什干精神带到世界各地去，让它在世界上每一个角落里开出肥美的花，结出丰硕的果。
我来到了塔什干，现在又要离开了。当我才到的时候，我对这一个城市又感到熟悉，又感到陌生。当我离开它的时候，我对它感到十分熟悉，我爱上了这一个城市。现在先唱出我的赞歌，希望以后再同它会面。
1959年3月23日
朵朵葵花向太阳
我们生活在有几百万人口的大城市里，天天在这里活动。只要一出门，就会遇到成百上千的人。在公共汽车上，在电车上，在大街上，在商店里，在公园里，在卖菜的市场里，你都会遇到提着篮子买菜的阿姨，都会遇到领着孙子孙女出来游玩的老奶奶，都会遇到梳着两条大辫子的卖票姑娘，都会遇到忙忙碌碌的街道干部。这些人，你随时见到，随地见到。有的面孔你看过不止一次，你觉得十分熟悉了。她们都是平平常常的人，面带笑容，心平气和；她们似乎再也不会引起你的任何幻想：你看她们已经看得习惯到不能再习惯了。
但是，如果有人问：你真熟悉这些人了吗?你知道，她们想的是什么，爱的是什么，恨的又是什么吗?你知道她们的憧憬和愿望是什么吗?
这样一问，恐怕就将了你的军，你恐怕就要交白卷。
我自己正是一个要交白卷的人。
对我来说，这确是一件新鲜事儿，自己过去从没有想到这个问题。我天天遇到这些人，看惯了这些人。我只觉得她们平平常常，和和气气，我对她们什么都没有想过。
但是我最近参加了一些对城市居民进行宣传的工作。我天天见到的正是这些人。这一次不是在公共汽车上、电车上、大街上，不是在商店里、公园里、卖菜的市场里，而是在她们家里。我不仅仅见到她们，而且向她们说明一些事情，同她们谈话。天天在一起，她们也就不再把我当作外人；她们对我谈她们想的是什么，爱的是什么，恨的又是什么。她们对我谈她们的憧憬和愿望。这使我大吃一惊，原来这一些平平常常和和气气的人们，心里面竟有这样多的事情，竟有这样复杂艰苦的经历，竟有这样多的爱和恨。我蓦地发现：原来我认为十分熟悉的人，竟是十分陌生，我仿佛走到一个新天地里去了。
在小组会上，她们争先恐后地告诉我她们自己过去的经历和今天的感受。有的人说：她七岁给地主当丫头，三年只挣了一件短褂子。临走的时候，地主连这一件短褂子也不给她，把她扒得浑身精光，赶出了门。有的人说：她丈夫参加了抗日游击队，给鬼子逮住，十冬腊月，脱得一丝不挂，用鞭子抽；浑身流血，他们就铺上麻，等干了的时候，再往下揭，连皮都揭掉一层。有的人说：小时候穷，住的是地主的房子。人家是下雨往屋里跑，我们是下雨往屋外跑，怕房子塌了砸死。后来给地主家去当丫头，地主婆每天夜里来打她。她每次上床的时候，心里就想：不知道明天还能不能活着看到太阳出来。她亲眼看到，地主婆活活地打死一个十六七岁的丫头，用席子一包就拖了出去，脸上的汗毛也不动一动。有的人说：她从小被父母卖给地主家当丫头。夜里地主和地主婆吸大烟，要她在旁边侍候。她一打盹，地主婆就用大烟扦子扎她的嘴，扎她的手，把一只手扎成了残废。有一天，她的父母来看她，地主不让见。据说父母留下了两方小手巾，上面写着她的姓名和生辰八字，她才知道自己姓什么。她父母以后就没有再见面，至今死活不知。就连她这姓，她也有些怀疑；地主那样说，她也就只好那样信了。她就像是孙悟空一样，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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