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望中抗争是说对于短期内彻底改变中国“生存困境”和“灵魂缺席”的局面不抱希望，但仍然为之付出不求回报的努力，即“知其不可而为之”，这本来就是知识分子，尤其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本色，从孔子到鲁迅，这种绝望中抗争的精神巳经形成了一个打通新旧文化的传统。抗争就要有抗争的立场，这在第一层意义上就是所谓“坚持独立性”，不受外在的思潮和利益集团的胁迫和诱导，即孟子讲的“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也是西方启蒙运动以来的近现代知识分子传统。然而，“独立性”不是一个透明的、抽象的东西，完全隔绝了与外在思潮和利益集团联系的独立性是不存在的。你总有一个利益和道德的出发点。这个出发点对于中国的知识分子来说，便是“以天下为己任”。倘若不以天下、只以自身为己任，那么知识分子大可不必保持什么“独立性”，大可不必抗争。既然要抗争、要独立，就应该是为天下苍生而抗争、而独立。这个看起来有些迂腐的道理很可惜近年来被知识界不断地遗忘和消解了。苍生或许是愚昧的、是可能拿着馒头蘸你的血的，但你恨来怨去，最后还是得为他们，当然也包括知识分子自己。脱离了苍生，你的独立性就极为可怜，你的声音就极为微弱，你蹲过的牛棚、挨过的皮鞭就不一定再具有受难的意义而只成为小病呻吟的笑柄。你连大众的疾苦都不“恫瘰在抱”你还何谈“人类的良心”呢？
还有，当知识界相当多的人都在谈“独立性”，都在号称“独立思考”，以至“独立”巳经成为一个流行词、口头禅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独立”已经异化，已经恰恰成为随俗了呢？真正的独立有一个简单的标志*就是你周围的人不赞同你，包括你的导师、学生。而现今主张独立的知识分子却在精神上极度依赖于那个主张独立的规模不小的圈子6对这一点保持一定程度的怀疑和自省，才能真正做到“独立”。然而这又是极难完全做到的，人如果到了那个境界，也许就不会再忧虑什么生存困境和“灵魂缺席”了。
1998年万圣节之夜
（此文发表于《方法》1999年第2期，居然一字未删，谨向编辑同志致敬！）
读鲁迅的一些杂文，倘若不事先知道是出自“伟大的思想家、革命家、文学家”的手笔，么一定会有不少人视之为一个偏激的老头子所发泄的种种气话。的确，鲁迅的许多主张未免太惊世骇俗了一点，若不深刻体会其产生背景与具体内容，说它是偏激之论，毫不奇怪。例如胡适等发起的“青年必读书”，名流哲士皆趁此推荐自以为精英之作，独有鲁迅来了个“从来没有留心过，所以现在说不出”，然后在附注中却干脆说：“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此论一出，如石击水，毁声四起，不少学者挺身出来“纠偏”。那些“公允”之论，不能不说言之有理，恰如其分。但以鲁迅之才博古今，学贯中西，何以不解此中之理？实际上，鲁迅何以不晓得应该既有本国的深厚文化素养，又有广博的世界文化知识，然后才能这个那个。想当初陈独秀胡适之大兴白话文运动、文学革命初起之时，他们何以不知文言也自有其精华，白话也自有其糟粕。然而，他们却一口咬定非要结果了文言的老命不可。“《尝试集》里本来没有一首是诗”（成仿吾《诗之防御战〉》，见《新文学大系》二集319页），然而他们却硬着头皮作下去，新诗终于蔚成大观，引而广之，五四时期的许多主张，都或多或少地难免偏激，“推翻文言”，“废除汉字”，“打倒旧戏曲”……哪一个是完全正确呢？然而历史的辙印证实了，当初倘没有这些偏激，就绝对不会发展到后来的正途。正如一驷战车，有两匹驽马向左把车拉偏了，另外的两匹自执公允地继续向正前跑，那么车子只能是一路偏驰下去，直至倾覆。唯一的办法就是以极端对极端，暂时也偏激一下，把车子向右猛拉。这样做，虽然偏激的两方都受了损伤，但随着车子的渐趋正轨，双方又会合到一路了。
鲁迅等人就是洞察了这历史的趋势，他们肩起了时代的重负，向着与顽固势力相反的方向竭力拉去，全然不顾脚下也会踏死一些花儿草儿。他们知道或许会有若干传统的精品会因此无辜地毁伤，但投鼠忌器就会纵鼠贻患，于是他们怀着对变革时代玉石俱焚的巨大痛楚，毅然“偏激”下去。一如母亲对顽劣子女的一记耳光，心中满怀着易其劣志的热望，手上却不免感到隐隐的痛楚。了解了这番道理，我们才能进一步深刻理解五四时为什么从全盘到局部都带给后人一种“全盘否定”的误解。这实在是民族危亡逼得他们不得不采取痛心的偏激。历史的趋向几乎从未有过标准的正前方，所以时时要有“偏激”的人们出来矫正它的航向。既然鲁迅的思想作为“民族魂”笼罩到我们的今天，那么，今天的一切变革是否需要看一看，与五四那时相比，情势如何呢？要不要怀着那种清醒的偏激，把痛心的惋惜化为蹙眉的一笑，径直走下去呢？
耽美书斋推荐浏览： 孔庆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