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学术方法的最精妙之处，有人概括为“尺幅千里”，指的是能够见微知著、因近及远的治学功夫。陈寅恪文章常常从一个很小的问题人手，渐次展开，盘旋往复，最后竟引出颇带普遍意义的结论。既扎实又深远，的确令人钦羡。近年陈平原教授所主张的，突破口不妨小，但进去以后要掘得深，拓得宽，实际也是这个意思。这对那些爱做大而空的文章，动辄进行宏观纵论的文学史研究者们，是颇有警策作用的。
陈寅恪身为历史学家，古典文学也颇为精通。他的《元白诗笺证稿》既是由诗证史，亦是以史释诗，能够做到诗史互证，打通文学与历史之间的许多关节，这尤是文学史研究者不可多得的他山之玉。
文学史研究与一般的历史研究，对象课题虽然不同，但方法论上理应有诸多互通之处。陈寅恪史学方法大大小小，琳琅满目，对于面对丰富材料无从措手足的文学史研究者，是足够遴选借鉴一番的。
五
陈寅恪的学术精神和学术方法对文学史研究均具有一定的意义，但在这股陈寅恪热中，也应注意保持清醒，勿将陈寅恪捧到不适当的高度，似乎举国学术界只有陈寅恪一人值得崇拜。事实上，陈寅恪也自有他的学术局限。
从小处说，陈寅恪的学术文章由于处理材料有时采取“宁烦毋略”的原则等原因，的确不免存在枝蔓过多的现象。陈寅恪本人力举千钧，自能应付裕如，但对一般的学术研究，似不可取。他过于质朴的文风对文学史研究者来说也是不必仿效的。史学界对此亦多有微词。
从大处说，陈寅恪虽然佳作成林，但缺少综合性、通论性的巨著，总是一憾。有人为陈寅恪辩护，说中国人做学问自古如此，不屑于建立体系，不屑于搞通论。这种说法未免片面。且不说“从来如此便对吗？”就从当今史学的发展状况来看，没有坚船利炮，徒有满目寸铁，对一个国家来说，实在是学术上的不足。
陈寅恪能够取得学术上的辉煌成就，更多的依靠的是个人的天才，余英时先生总结为记性、作性、悟性和感性，这与其家学渊源和各种机遇是分不开的。而当代学术的发展，不能依赖于少数天才的出现，而应更多地依靠系统的理论方法和合理的科研布局。陈寅恪在这方面未曾更多着力，所以过分夸赞其超人的才学，益处不大。即如陈寅恪通晓二十余种文字，但他真正用于学术之上的其实很有限。他自己后来的学术方向选择表面看来有些“大材小用”，但未尝不是一种对自己实际知识结构的清醒判断。才、学、识的搭配，对一个学者来说，是存在一个比例问题的。对文学史研究界来讲，当前最缺少的不是渊博，所以无需号召人们去多学一些屠龙之技。
陈寅恪关注时代风云的精神值得钦佩，但他采用的是一种暗含讽谏的旧士大夫式的微言大义的方法。这是他所处的特定历史时期给他带来的局限。他的微言大义仅有极少数人能够看懂，又常常是在久远的事后。结果，不过是表现了个人的智慧，对当时的现实并未能起到直接的触动。根据时代的发展变化，这一点似也不必吃力不讨好地东施效颦。
总之，对文学史研究界来说如何评价陈寅恪并不重要，关键是应该从他那里得到学术研究的借鉴和启发，最后还应该落实到文学史本身的建设上来。从陈寅恪那里可以思考到如何发现与抓住问题来治学，如何处理好文学史与历史性的关系，这些都应当有助于文学史研究者补好史学课，回到文学中来，有助于人们期待的一门“文学史学”有朝一日的建立。
作为大学本科生的余杰，就要死去了。
在死之前，他匆忙地给自己堆了个坟头，名之曰：《思人》。然后来找我，让我写几句谀墓之词。
我觉得我没有资格来为余杰写这样的文字——读余杰的文章，我常常感到钦佩和惭愧；况且我自己，早已经是生活在衣冠冢里的人了。
然而我确信我有义务来写这篇文字——尤其是那些“有资格”写的人，面对余杰的文章，发出呜呜咽咽的讥笑的时候。
余杰说“鲁迅肩住闸门是行动，放跑孩子是目的”，而他自己仅仅是“肩住闸门”，至于它有没有意义，无暇考虑。
鲁迅发明的这个比喻，也是我爱引用的。许多年前，我不知天高地厚地对一个美丽的大二女生说：“假如我为你肩住了闸门，你干什么？”她说：“挠你的肋骨。”
我当时气得“悲愤无处说”。后来我明白，这恰恰又给她白看了好戏，而现在我已然有了主意：我既能够肩住闸门，当然也就可以放下闸门，我不是画在宣传画上的董存瑞，永远那么顶天立地着给人看。倘若有人围在闸门下畅谈后现代社会主义阶段的红焖国学或者招考脱衣舞专业的博士生，甚至企图接触本人的肋骨，以考验“红旗究竟能打多久”，那么我将毅然放下闸门，“砸死丫的”，而后去找余杰。
耽美书斋推荐浏览： 孔庆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