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尹氏的残暴不同，江城主要突出其阴险。在她与高蕃互抛红巾示情的一段中，就已显出聪敏狡黠。当得知丈夫与妓女李云娘幽会时，她不是打上门去，而是冒充李前去相会，令丈夫无地自容，然后再“摘耳提归，以针剌两股殆遍，乃卧以下床，醒则骂之”。更为绝妙的是化装成美少年，跟踪高蕃入酒肆，看到高与名妓芳兰色授魂与之态，遂召回高蕃，“伏受鞭扑”。她疑心高与婢女私通，竟然“以绣剪剪腹间肉互补”，毒辣之极！当丈夫与同窗偶饮相谑之时，江城“暗以巴豆投汤中而进之”，还有“每以白足踏饼尘土中，叱生摭食之”。如是种种，深刻而细致地写出了一个具有变态心理的胭脂虎的形象。与她相配的高蕃也与杨万石有所不同，他对娅兄说：“我之畏，畏其美也。”他虽在江城面前战战兢兢，畏若虎狼，甚至江城“偶假以颜色”之时，“枕席之上，_震慑不能为人％但多少有些阳奉阴违，还曾经休过江城。对江主要不是奴对主，而是“如犴狴中人，仰狱吏之尊也”。这充分反映出蒲松龄对人物性格的精确把握，是其艺术表现成功的一大法宝。
在性格的生动性和流动性方面，《江城》要较《马介甫》更为出色。后者附以相当于小说本身三分之一篇幅的《妙音经续言》，不免有为文构事之嫌。而前者详细描写了江城由一个恃爱娇嗔的少女，发展到一个泼焊冷酷的习妇的过程。客观上也透露出一些焊妇产生的社会原因，如“家无半间屋，南北流寓，何足匹配”，贫贱地位激起广大妇女的反抗心理，一旦有所怙恃，便向夫家施以强烈的报复。但满腹农民意识的蒲松龄没有对此进行深掘，而是归于“前世冤业”，以宗教迷信色彩的神话化手段处理。尹氏被狐仙马介甫几次惩治，最终“依群乞以食”；江城“原静业和尚所养长生鼠”，经菩萨化身“清水一洒”，立刻“若更肺腑”，痛改前非。这种对现实丑恶虽恨而又无可奈何，借助超现实的理想来解决的方式，表现出蒲松龄受儒、佛影响所具有的“劝悔戒恣”的思想。这种思想、决定了他在艺术表现上把卓绝的现实刻画与奇妙的神异幻想相结合。他写昏官赌徒酒鬼多用构思精巧的寓意之作，而写焊妇却用现实笔法层层揭露，有如多人一事的开发性戏剧结构，并以惩虐扬善结局。既宣扬了“人生业果，饮啄必报”，又满腔热情地“愿此几章贝叶文，洒为一滴杨枝水！”
（此文先后投往两家妇女杂志，均被迅速退回。）
一部水浒，雄赳赳一百单八将，被施耐庵写了个花团锦簇、星光灿烂，而借助金圣叹的评点，尤能使人感到一尊尊英雄跃然纸上，不待呼而自出。读罢这部“第五才子书”，我们可以发现，金圣叹评定人物以及论述其他艺术观点时，最拿手的一着莫过于比较了。对他的这一法宝进行一定深度的探讨，有助于更好地理解金圣叹乃至整个明清时代小说理论的一系列问题。
《水浒传》的人物数百年来家喻户晓，关键就在于“人有其性情，人有其形状，人有其声口”（《水浒传》序三）。每个人的特定本质都是类别与种差的和。金圣叹准确地把握住了人物共性与个性的辩证关系，往往入木三分地指出人物性格之间的异同，令人相比之下，泾渭分明。
如第45回总评中比较了武松杀潘金莲与石秀杀潘巧云，“……总之，武松之杀二人，全是为兄报仇，而己曾不与焉；若石秀之杀四人，不过为己明冤而巳，并与杨雄无与也……”
这一比较，不仅揭示出了石秀的“谗刻狠毒”，而且再一次肯定了武松“如冰如玉”顶天立地的伟男形象。比较中见性格，是金圣叹最有说服力的手段。
反衬是一种十分有效的对比方法，即如金圣叹所说：“有背面铺粉法。如要衬宋江奸诈，不觉写作李逵直率；要衬石秀尖利，不觉写作杨雄糊涂是也。”（《读第五才子书法》）
如在第42回总评中，处处将李逵与宋江联成一对：
宋江取爷村中遇鬼，李逵取娘村中遇鬼，此一联绝例。
宋江黑心人取爷便遇玄女，李逵赤心人取娘便遇白兔，此一联又绝例。
宋江遇玄女是奸雄捣鬼，李逵遇白兔是纯孝格天，此一联又绝例。
……
通凡一十二联绝例，把情节上的遥相呼应与人物性格的相映生辉准确地加以结合，并且在本回的许多夹批中，具体指出李逵纯真与宋江虚伪之处，不能不令人首肯。
通过比较，金圣叹还充分赞扬了作者施耐庵的艺术才华，高度评价了他的写作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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