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钱穆的史学是反动派的史学。他在《国史大纲》开宗明义，说一国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以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至少不会对其本国以往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即视本国以往历史为无一点有价值，亦无一处足以使彼满意。”事实上，真正的历史家是不可以这样感情用事的。钱穆的史学却是搅成一团的产品，他似乎对“本国以往历史”太“满意”了，结果做了太多太多的曲解与巧辩。今天《中国时报》登“论民国以来史学，无出钱先生之右者”（龚鹏程语），全是胡说。民国以来的史学家，在解释上，高过钱穆的太多了。钱穆的老师吕思勉就出其右。老师前进，学生落伍，只有钱穆那种自成一家的迂腐，才有此怪现象！
三、今天《联合报》登“民初有南钱（穆）北胡（适）之称”（张玉法语），也全是胡说。钱穆以一中学毕业生、一中学教员，受胡适提拔，北上入京，已是1930年以后的事，又何来“民初”？钱穆声名，也从未达到有南北之说与胡适相对过，这是今日贴金耳。不过，在胡适有生之年，在钱穆七十四岁以前，他未能成为“中央研究院”院士，我始终认为对钱穆不公道。钱穆的杂七杂八的怪说固不足论，但他在古典方面的朴学成就，却比姚从吾等学人更该先入选成院士。
四、钱穆作为史学家，本已令人皱眉；但他不以此为足，倾余生之力，还要做经学家、理学家，甚至俨然当代朱子，这就更闹了大笑话。严格说，他在这一方面的著作多是失败的，更见其迂腐。他晚年以卜筮算命，更见其上学朱子手法，而头脑不清则一。
五、钱穆与当权者关系，是可耻的。蒋介石利用钱穆的反动，来哄抬政权；钱穆利用蒋介石的反动，来得君行道。结果，人越丢越大。被蒋介石“倡优畜之”的结果，他曲学阿世，大儒立场尽失，去朱子远矣！
六、蒋介石“用公帑建宾馆”，为钱穆安老于“素书楼”，证明了双方都公私不清。今在《中央日报》登钱穆搬出“素书楼”，是“国家和社会不尊重知识分子”（裴普贤语），其实，请钱穆不要霸占公产、请他迁出白住二十二年的豪华住宅，正是大家所以尊重他。钱穆谈了一辈子“义利之辨”，自己义利当头，却贪鄙如此，实在有愧晚节。“君子之爱人也以德，细人之爱人也以姑息”，逼他搬家，正显示了大家爱他以德。他在搬家三个月后死去，颇有“曾子易箦”味道，这全靠钱太太深明大义之功。《中国时报》登“显示了他对辞受之际自有分寸”（龚鹏程语），其实白住了二十二年而受之不辞，这又何来“分寸”？搬家以后，他喃喃以“我要回家”（指“素书楼”）为言，足见其本人“义利之辨”，老犹不清，幸赖豪门之女钱太太之扶持，方得以“一身傲骨”脱走，呜呼，亦云险矣！1990年8月31日
看到报上李霁野在大陆一再问候台静农的文字，感到好难受，觉得李霁野比他这位老朋友在人格与学格上，都高出太多了。
我在台大历史系的时候，台静农是中文系主任，他没教过我，但在我穷困时，1957年出售家藏旧版《资治通鉴》《昭明文选》《三迁志》等书，他曾帮过我大忙，到我宿舍来看我，我一直感念他。
我在1963年写文章攻击台大文学院，也攻击到中文系，我本以为中文系的腐化，乃是台静农被“挟持”、不能脱身的结果，后来想起，这是我淆于感情所做的错误判断。其实，腐化的真正原因，台静农本人就是祸首。
台静农当年是鲁迅的大将，是未名社要员之一。据李霁野《未名社始末记》，说：“鲁迅先生在《苏联作家七人集序》中说：‘它被封闭过一次，是由于山东督军张宗昌的电报。’就是指的这一事件。至于同文中说到的‘新式炸弹’一案，却是几乎使未名社三个成员丧生，轰动一时的大奇闻，因为‘这“新式炸弹”其实只是制造化妆品的机器’。《鲁迅日记》1934年7月记：‘31日晴。……得亚丹信言静农于26日被掳。’这一次还牵连了六个人，我也是其中之一，但我只被关一个星期就释放了。这是未名社成员遭受到的又一次迫害。但现在还不是详细记述的时候。”
台静农的牢狱之灾，使他吓破了胆，从此“不干了”，以诗酒毛笔刻印逃世。如果真逃了世，倒也罢了，但他却逃得很无聊很无耻，他1984年与梁实秋同上台受国民党颁“国家文艺奖”特别贡献奖；1985年又与日本人宇野精一同上台受国民党颁“行政院”文化奖……老而贪鄙，无聊一至于斯。至于用毛笔字“恭录总统蒋公”言论，更是无耻之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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