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件事情：戴先生殉职不到一个月，徐为彬兄来到北平，汉三兄要我问问他，是不是负有什么任务。我请为彬兄在中山公园古柏树下吃茶，只有我们两个人，没有第三者。下面是我们的谈话：
“为彬兄！你这一次来北平，是来玩玩的吗？”我询问他。
“不是！”为彬兄说，“我是代表来看介民先生的。”
“代表！”我惊奇地说，不知道他是什么代表。
“是的，我是代表张毅夫、李肖白……他们来的。你知道毛人凤的太太贪污不法吗？她和重庆航检所长吴茂先等勾结起来，大干黄金买卖。譬如重庆的黄金便宜，上海的黄金贵，他们就由重庆买上黄金，飞机运到上海出卖，一转手，大发其财。又高价卖飞机黑票，生意兴隆。我们革命革到现在，让他们这样搞，成吗？重庆航检所长已经被张毅夫关起来。我代表他们，请介民先生报告领袖，否则，大家都不要干了，革什么鬼命！”
如果介民先生把这件事情报告了领袖，毛人凤先生一定吃不消。但是以后并没有什么动静，可见介民先生没有报告领袖。毛人凤先生应当清楚，介民先生没有对他下过毒手，张毅夫、徐为彬对他如何，不应当和介民先生扯在一起。现在他做了局长，对于一位离职的旧局长，攻击不遗余力，道义上实在说不下去。毛人凤先生和郑介民先生加在一起，也抵不过一位戴雨农先生，现在闹分裂，兄弟阋墙、仇快亲痛，真是一件令人惋惜的事情。
我最后一次去南京，毛局长把我当作亲信，对我说：“郑介民岂有此理，他想出卖团体，向领袖建议，把交警改编为一个军，由吉章简任军长。”
交警总局有交警十八个总队，每一个总队的兵力超过一个团，火力超过一个师。一个军顶多辖三个师，吉章简为什么不干十八个总队的总局长，而要干一个军长呢？介民先生又为什么做这种建议呢？在情理上，都不会有这种荒谬的事情。我说：“毛先生！你比戴先生如何？以戴先生那样了不起，都离不开介民先生，而要用他，你为什么就不能容忍他呢？”
我说的是肺腑之言，完全是为他着想。可是毛局长的脸色突然变了，变得非常难看，笑容消失了。他再没有说什么，我告辞出来，他也没有任何表示。在他的下意识中，我是站在郑介民一边，我已潜伏下杀身之祸，真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了。
后来我才知道，凡是顺从着毛局长骂郑介民的，他就认定是亲信，否则，就认定是“郑派”了。周伟龙想干交警局长，毛人凤又想把吉章简赶走，于是，周伟龙跟着毛人凤大骂郑介民，就成了毛局长的亲信，和潘其武三个人跟到戴先生灵前，磕了头，拜为把兄弟。不久，吉章简被打倒，周伟龙做了交警总局长。周伟龙眼里哪里瞧得起毛人凤，做了局长就不买账了。结果，周伟龙还是被他的把兄弟宰了。死的是不是冤哉枉也？他死前在牢里和我碰过头。
毛人凤的政治戏法
三十七年（1948）3月行宪国民大会开第一次大会于南京国民大会堂。毛人凤先生曾经玩了一次政治戏法，玩得非常高明、非常成功，得到领袖的信任，从此身价百倍，巩固了他的政治地位。事隔三十年了，至今回想起来，犹觉毛人凤先生玩政治，确有一套，可叹为观止。
山西出席代表一百一十六人，我是我们交城县选出的代表，也出席了大会。代表有五人没有出席，傅作义和王应尊（胡宗南的师长）因有军事任务请假，孔祥熙在国外，也请假。赵召南和吕存恭不知何故没有报到。代表团由梁化之兄率领，行动非常一致，为他省所不及。当时副总统竞选非常激烈，情况空前。参加竞选的有于右任、孙科、莫德惠、李宗仁、程潜五人，拉票积极，各显神通。阎百川先生对山西代表曾做交代，共产党叛乱，国家艰难，选举副总统，希望代表们尊重总裁的意见，总裁要谁担任副总统，山西的票子就投给谁。阎百川先生老成谋国，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措施，应当让总裁知道，于是，我报告了保密局，这立刻就变成了毛局长的政治资本。
毛局长造了一本九百多人的名册，呈报领袖，说这本册子是保密局控制的代表。虽不到总人数的五分之二，确实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力量。问题是毛局长是不是真能控制这九百多人？保密局的同志当选为国大代表的，还不到一百人，而这些人当选为代表，都是凭个人的关系，保密局对任何人并没有帮过任何忙。所以，保密局的同志，毛局长也未必能控制，怎么能控制九百多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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