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婆去世后，老家来了个人奔丧，说腊姐圆了房不久就跑掉了。有人在镇上看见她，剪短了头发，穿上了黄军装，套上了红卫兵袖章，在公路口搭的舞台上又喊又叫又唱又蹦。我想像造了反的腊姐一定是更加俊气了。外婆的老家亲眷说：“也不知她怎么这样恩将仇报，她婆家待她不坏呀，不是早早接过来做养媳妇，搞不好在她家那种穷地方早就做饿死鬼了。”老家亲眷又说：“她跑到台上说婆婆公公怎么虐待她，她公公是个公社书记，也算个小小父母官了，给她骂得不成个东西！哎哟，养媳妇造反，才叫真造反。养媳妇都去做红卫兵了，这还了得？！……”
我问那老家亲眷，后来腊姐去哪里了？亲眷说：“总是野在县城什么地方吧？没人再看见过她了。”
满世界都是红卫兵，都不知仇恨着什么，打这个砸那个。那时我不到九岁，实在不明白红卫兵们哪儿来的那么深那么大的恨。但恨总是有道理的，起码腊姐的恨有道理，只是今天做了作家的我对那恨的道理仍缺乏把握。肯定不是因为我偷了她五块钱。这是肯定的。
听人叫穗子，我晓得回头那年，我两岁。
把下巴颏压在桌沿，在无线电里听戏，我五岁，然后我就会了“唉”地一声叹气。
一天我从外面跑回家，一根辫子齐根给人剪了。“给谁剪掉了！？”外婆问，我说：“革命小将！”我又说：“李叔叔穿件新棉衣，爬到对面楼的和平鸽上，（李叔叔只有和平鸽一只鸽蛋那么大，要是那和平鸽下蛋的话）跳下来了。”
“你也去看了？难怪人家革命小将捉住你剪你小辫子！”外婆说。她拎着剩下的那根辫子，不知拿它怎么办。
“大家都去看了！大家看见李叔叔给人家搬走，肚皮也露出来了。大家说李叔叔‘白肚皮，白肚皮’，‘营养好，营养好’。大家都说自杀是‘活该’。”我从许许多多的腿看进去，看见的就是李叔叔的白肚皮。我也学大家那样白白眼睛说，“活该！”我不要自己想念李叔叔，我不要自己心里难过，这样讲个“活该”，我就把李叔叔忘掉了。真忘掉了，不信你往下听，我跟你讲的这个故事里，你再也不会听见“李叔叔”了。
把门牙屏紧，再拿舌尖去顶，嘴唇一放开，就说出了“自杀”来了。那是我的嘴第一次讲出这两个字。那年我八岁。
外婆去世我九岁。然后我就变成了一个很不响、很不响的人。有时邻居跑来偷看我爸，看他怎么会自己和自己讲三小时的话。一看不是的，爸在和我讲话，求我喝羊奶，求我吃臭鸡蛋，求我到外面去玩一会。邻居们慢慢就习惯了，不来偷听爸对着我这样一团死静的空气讲话了。
头次跟韦志远谈话是外婆去世后。他是老门房的儿子。老门房退休了，就从乡下换来了这个韦志远。韦志远跟他爸一点都不像，从不站在院子当中用大破嗓子喊：“邱振（我爸名字）电话！邱振挂号信！”韦志远总是跑到人家门口，指头弹弹门，人家门一开他满脸通红地说：“电话电话！”
我心里的秘密是韦志远的英俊。我绝不跟人家透露这个秘密，绝不让任何人发现他的好看，让大家觉得他丑。别人说他又呆又蠢又斗鸡眼，我就哼哼地冷笑。当然“哼哼”是不响的，只在我心里。就好比全世界都是瞎子，只有你一个人看得见韦志远的模样。
韦志远天天坐在他爸那个破板凳上看书。有人走进走出，他眼睛稍微从书上拎起一点，看看那些脚就晓得是谁走过了。有时看见一大串穿假解放军黄胶鞋的脚“噗嗒噗嗒”地跑来了，只只脚都跑得冒烟，他快快就把眼睛落下来，落得很低，眼皮全关闭了。等那些冒黄烟的脚跑远了，他赶快去看他们那些脊梁，看那些穿假军装的脊梁冲进谁家了，拖出谁来了。韦志远有数：谁给拖出去就没回来了。
我走过去走过来，韦志远也是从我的脚认得我的。他认得我这双鞋：底子翘在上面，帮子给踩在下面。有一天韦志远看到我这双滚蹄子鞋（外婆的话）站在他眼前，不动了。
“韦志远。”我叫他。
他不抬眼睛，说：“穗子你爸给拖走那天你家牛奶没拿，给贺春英拿走了，今天你拿贺家一瓶。”
“韦志远你看什么书？”我问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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