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做过这样的梦：我和童年的自己并存，我在画面外观察画面中童年或少年的自己，观察她的一举一动，她的一颦一笑；她或者聪慧，或者愚蠢可笑。当童年的我开始犯错误时，我在画面外干着急，想提醒她，纠正她，作为一个过来人，告诉她那样会招致伤害，而我却无法和她沟通，干涉她，只能眼睁睁看着她把一件荒唐事越做越荒唐。
在这个小说集里，我和书中主人公穗子的关系，很像成年的我和童年、少年的我在梦中的关系。看着故事中的穗子执迷不悟地去恋爱，现实里的我明知她的下场不妙，但爱莫能助。看着童年的穗子抛弃老外公，和“拖鞋大队”的女孩们一块儿背叛耿荻，伤害小顾，面对人心向恶的社会和时代，她和她年幼的伙伴们以恶报恶，以恶报善，成年的我只能旁观。
穗子是不是我的少年版本呢？当然不是。穗子是“少年的我”的印象派版本。其中的故事并不都是穗子的经历，而是她对那个时代的印象，包括道听途说的故事给她形成的印象。比如《梨花疫》中的男女角，都真实存在过，但他们的浪漫故事，却是在保姆们、主妇们的闲言碎语中完整起来的。我写这两个人物时，只有对男主角的形象和性格的清晰印象，对他传奇背景的记忆。根据他的性格和背景，我找出这个爱情故事的逻辑，把当年人们猥亵娱乐式的闲话，拼接成穗子的版本。
史学家都不能对历史有绝对发言权；他们呈现给我们的历史，其实是他们版本的历史。范文澜的《中国通史》和柏杨的《中国人史纲》所记述的中国历史，感觉就不同了。再看黄仁宇的《中国大历史》，你对同样的历史又重新认识了一回。史学家尚且如此，更何况文学家。对于《史记》，从我个人立场，我更取它的文学价值。
我喜欢读人物传记，有些自传性的作品对我影响颇大，像《荣格传》、《弗洛伊德传》、伊萨贝尔·阿寅德的《波拉》，等等。他们的个人成长经历，每一步都折射出国家、民族、科学的行进轨迹。正是他们的个人命运把我和他们国家的命运联系起来，使我对那些遥远的国度有了切肤的感觉。所以，个人的历史从来都不纯粹是个人的，而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从来都属于个人。
应该说这小说是最接近我个人经历的小说。但我拒绝对它的史实性、真实性负责。小说家只需对他（她）作品的文学价值负责。正如世界万般景色，给摄影家一半机会，给画家另一半机会。摄影家无奈之处，是画家得意之时，反过来也一样。从林布兰走向马奈，莫奈，凡·高，是必然，人越来越把自己眼里的，印象中的，心灵深处的世界和历史当真了。我只想说，所有的人物，都有一定的原型；所有的故事，难免搀有比重不同的虚构，但印象是真切的，是否客观我毫不在乎，我忠实于印象。
穗子在成年之后对自己曾挨过的那两脚记得很清。踢她的那只脚穿棕色高跟鞋，肉色丝袜。
穗子果真在母亲盛破烂的柳条筐里见到了这些物证。从此穗子就相信自己在半周岁时就有记忆了。她当时被搁在一个藤条摇篮里，外婆叫它“摇窝”。她半周岁时比别的婴儿稍微小一点，也不如人家硬扎。这是外婆坚持把她紧紧捆在襁褓中的原因。穗子那天是个讨厌的婴儿，怎么也不吃哄，张开嘴直着嗓门哭喊，母亲一眼看得见她两块嫩红的扁桃腺。母亲哄不好穗子就不能脱身，她哄得自己也哭起来了。就在这个时候，二十二岁的母亲委屈地“咚”的一脚向摇窝踢去，摇窝成了个不倒翁，几次摇得要倾翻。踢痛了脚的母亲简直委屈冲天，外婆拉也拉不住，但脚头气力毕竟被消耗了不少，因此母亲抡出去的第二只脚只把摇窝踢远了，“砰”地撞在墙根。束手待毙的穗子浑身捆在襁褓内，自然感到一种毁灭性危险。她一下子收住哭声，开始她人生第一次的见风使舵。以后的日子，穗子就有了几分寒心，自己的母亲怎么做出了这样失体统的举动？给她的老辈和小辈都落下了话柄。穗子长大以后对母亲表面总是带点巴结，内心却充满怜悯。怜悯可不是什么好的感情，被怜悯的人必须接受怜悯中略带嫌弃的敷衍。
外婆为此跟自己女儿不共戴天。她觉得穗子母亲太低能太失败了。她踢穗子的那两脚就是对自己不配为人母的彻底招供。外婆只要活一天，穗子就该得到一天的安全。穗子妈和穗子爸一旦暗示要接穗子走，外婆就说：“不要脸，小穗子这是第二条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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