蔻蔻一点也不敢看耿荻，支吾道：“嗯……”
“你怎么这样不讲良心，蔻蔻？我怎么欺负你了？”耿荻的目光逼着蔻蔻抬头，和她交锋。蔻蔻却死不抬头嘟哝着说耿荻就是欺负了她。嘟哝着，她猛烈抽泣起来，脸埋在两个膝头上，哭成抽搐的一团。
耿荻伸手去推蔻蔻的肩，蔻蔻甩开她。耿荻又去扒蔻蔻的脸，说：“姜蔻蔻，你可是晓得冤枉是怎么回事。你们的父亲更知道冤枉是怎么回事。蔻蔻，你胆敢抬起头看着我说我欺负你，我任打任罚。”
蔻蔻头埋得更深，泼喊泼闹起来：“你就是欺负我了！你把我骗到你家，就想欺负我！……”
耿荻站在那里，脸上的笑可怕起来。蔻蔻又拔高一个调哭喊：“你趁我睡着就动手动脚！……”大家只听“嗵嗵”两声，耿荻四十码的回力鞋已在蔻蔻身上两次着陆。
“小贱人。”耿荻说道，细眼也不蔻蔻地扭头便走。
预先摆好的陈永贵几双大手“哗啦啦”朝耿荻倾塌下来。耿荻明白中了圈套，正要夺门而逃，悬拴在门上的“美杜莎”突然坠落，砸在耿荻头上。
耿荻看看地上的血滴：五！六！七八九……顿时几十滴、上百滴……不久，浸透尿液的地上，汪起一层血。她的血。
女孩们狞笑着，围上来，撕开她洁净的学生蓝伪装。
穗子读到此处闭上眼睛。那是个军营的礼拜天，同寝室的女兵仅穿着三角裤和胸罩坐在地上吃西瓜。一会一阵笑，一笑便笑成一团。
信的结尾非常唐突。女孩们告诉穗子，扒下耿荻的男式衬衫和背心，男式外裤和衬裤，发现耿荻是个地道的女的。风华正茂、全须全尾……
引子——
还得从楼的形状说起。
若不是因为它的奇特形状，穗子不会看见许多她不该看见的事物，比如女人打男人，男人搂保姆，狗吃油画颜料，等等。然而下面这个故事和上面介绍的三种景观并不搭界，只不过也是穗子和她的同龄伙伴借楼的形状看来的。
楼是“凹”字形，四层，南面十二个窗子和北面的十二个窗子对称，东边，也就是凹字的底座，每层楼都是装有镂花铁栏杆的长廊，沿着长廊的十二间屋，门扉也全朝着凹字中间的天井。像是一座监狱的建筑设计，便于所有人交叉监视，天井留给警卫巡逻。楼建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九九年拆的时候，还能看见楼檐下一圈剥蚀了的“三面红旗”浮雕，当时全省（也包括外省）的作家、画家、音乐家陆续迁入弥漫着新漆和鲜石膏味的楼内，都觉得这楼的设计有点不妙，但没人说穿，其实它多像一座艺术家的集中营。新政权在那时已发现这些人太不省事，以这方式可以圈起他们来统一管理。当然，这都是穗子在九九年看看那个凹字形废墟悟到的。
四层楼顶上，有个凹字形状的大平台，艺术家们在这里做煤饼，晾被单，晒红薯干或高粱米或蛀虫的挂面。孩子们在这里“跳房”，“攻城”，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他们最享受的娱乐是在天黑之后爬上平台的水泥护栏，观看每个窗子里上映的戏剧。平台护栏高一米六，只有两个巴掌的宽度，爬上去再悬着两腿坐在四层楼高的天井边沿上，必得足够野蛮，足够亡命。当然，上映的戏剧都是极短的片断，有时只是惊鸿一瞥。将它们连缀成连续剧，还得靠想像、推理。最主要的，要靠幕后的跟踪考察。也就是说，穗子和伙伴们冒着坠楼危险看到的，仅仅是端倪，不管画面有多触目惊心。
故事开始了——
艺术家协会大院里的人都记得小顾嫁进来那天。那是六一年的秋天，穿一身粉红的小顾从杨麦的自行车货架上跳下来，手里抱一只面口袋。人们已经在这场后来被称作“三年自然灾害”的大饥荒中磨尖了目光，一看就知道小顾面口袋里装的是花生仁，并且颗粒肥壮，珠圆玉润，绝不是逢年过节家家户户按定量付高价买的走油的或干瘪的。小顾脸蛋也是粉红的，这在一群饿得发绿的艺术家看，她简直就是从鲁本斯画里走下来的。当晚小顾和杨麦举行婚礼，三十多斤炒得黑乎乎的花生米摊在会议室长条桌上。所有的大人孩子都吃成一张花脸两只黑手。公共厕所一连几天都是花生油气味。大家都说杨麦走运，几幅年画就换来一个百货大楼的小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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