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安：文化人有这样的自觉，但是中国广大的民众未必有这样的自觉。
王秋实：我一直坚持历史不可以假设。我们所面临的境地永远都是非常复杂的，永远都不是选A或者是选B这样简单的选择题。我觉得更重要的可能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就像刚才牧笛师兄说到的，一种是文化的视角，一种是民族国家的视角，我们希望文化学者可以以文化的视角来把这些文物当做全人类共同的财富来进行研究，但是当我们面临国破家亡的境地时，我们也不得不依附于民族国家的概念，而保有我们自己和我们整个民族的生存，所以我觉得重要的是如何平衡这两种维度。
余秋雨：我在这里要向大家介绍一个一直被我们忽视的精神高点：两难结构。如果没有两难结构，人类就会因为缺少深刻的选择而变得浅薄。
两难之所以难，是因为两方面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这正像黑格尔所说的，是两种合理性的冲撞。黑格尔认为，真正有价值的悲剧不是出现在善恶之间，而是出现在两难之间。后来法国萨特的存在主义中的选择学说，我认为正是发端于黑格尔的这种两难结构理论，只不过黑格尔表现出一种深刻的无奈，而萨特则表现出一种洞悉生存秘密后的主动。我本人，因接受了这种两难结构和选择学说，在哲学观念和艺术观念上产生一种脱胎换骨般的新生。
然而，天下的事情未必都像萨特所说的那样具有主动选择的权力。对于当年的中国学者来说，很多选择不能由他们自己作出，他们只能在别人选择的夹缝中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
当时中国知识分子所做的事，是默默地显示着人类唯一留存至今的古文明的子民，还有能力读解祖先，还保存着自我研究的能力，我觉得是一种非常大的快慰。在这个意义上，作为后代的我们，要对他们心怀感激。
余秋雨：对于第一个文化记忆——有关商代的文化记忆，我们差不多讲了一个月。而且，我们到今天还没有讲记忆本身的内容，而是努力梳理一种文化记忆被唤醒的艰难性。请注意，在一般意义上讲点历史事件和古老话语，并不属于我们所说的文化记忆的唤醒，倒很可能是一种催眠。文化是全民族的一种沉淀，如要唤醒必然翻江倒海，甚至会把试图唤醒者也卷落其间。由此可见，文化实在是兜底的大事，与人人相关，表面上看起来温文尔雅，实际上却险峻万状。可谓“一脉之颤，十方震动”。这个意思可能超越任何以前对文化的理解，因此我要花费那么多时间。
现在，我们可以稍稍一窥被唤醒的文化记忆的内容了。
先要问一问大家，你们有谁是河南人？如果不是，那么，有没有到过河南？
（现场学生一一表示，自己既不是河南人，也没有到过河南。）
必须承认，在中国文化史上，河南的地位非常重要。不管是更早的商丘还是现在讲的安阳。商之前，要寻找夏的痕迹，大概也离不开河南。如果要对商前期的都城做进一步了解，那么，郑州的商代城，很容易成为我们关注的对象。总之，中国文化的早期记忆，都和河南密切相关。
你们都不是河南人，也没有在河南落过脚，那么接下来这个问题就很有趣了。我要问：你们对商代有什么印象？
王牧笛：商代给我的印象是一个似神似鬼的朝代。我了解商代是通过一些艺术品，可能那时的人不认为那是艺术品，但是今天看来很有艺术价值。很多艺术作品上面的纹路，都有宗教色彩，比如在一些玉器上出现的飞鸟，就是图腾的象征。商代器物上的线条没有具体的一条龙或一只鸟，而是比较抽象的符号。它的器物主要是礼器和祭器，比较有威慑力，有一种明丽之美。
金子：一提起商代，我的头脑中就会浮现出两样东西——司母戊大方鼎和四羊方尊。可以说青铜器构成了我对商代的核心理解。
丛治辰：在我所学的商史当中也充斥着商人的战争、杀戮和骄淫奢侈的生活，仿佛就是这些导致了商朝的灭亡。而我更看重商人在文化上的成就和对美的追求。他们的艺术风格，比今天更加飘逸，更加有想象力。
王秋实：今天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商朝代表性器物是两种，一种是青铜器，另外一种是玉器。青铜器里非常重要的一个是酒器，另外一个是祭器，就是那些鼎。司母戊大方鼎体现了商朝高度的文化水准和铸造艺术，我觉得这是留给当代人最深刻的文化记忆。还有就是我们前面说了很久的，非常丰富的甲骨宝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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