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帆：利玛窦来的时候好像已经约略知道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发展才是硬道理，他是带着很多先进的知识储备来的，这样和徐光启也有一个谈得来的话题。所以我觉得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是敲开我们官僚仕层阶级一块精神的敲门砖。
余秋雨：利玛窦来中国的目的是宗教使命，而结果却是文化交融，范围很大，当然也包括宗教。
他对中国文化的贴近，首先是技术层面上的，例如把中文学得很好，能看很多中国典籍，交很多中国朋友。接下来，他就深入研究精神趋向了。
例如，他来中国的时候，大明王朝还有气势，一些同行的欧洲人就认为中国有可能侵略欧洲，但利玛窦没有匆忙作这种判断，而是坚持不懈地观察和分析几十年，最后才得出结论，按照中国文化，中国不可能凭着国力远征欧洲。这种态度，令人感动。
比较重要的是1600年，十七世纪的第一个春天，利玛窦在南京遇到了徐光启，两个重要文明的代表人物见面了。徐光启儒学出身，又做着官，他们见面以后，两人在一起翻译了六册的《几何原本》，使中国开始懂得了西方数学，这是一件大事。然后，徐光启受洗加入了天主教，虔诚信奉，一直做礼拜。这给我们一种信息，就是当时中国的高层官员如果按照利玛窦的路子接受西方文明，未必有太大的障碍，也可能出现日本接受西方文明的平和方式。徐光启去世的时候，皇帝罢朝一日，对这个大臣表示深刻的悼念，然而由于他是天主教徒，他的墓碑是拉丁文的碑文。过了不久，他的墓就搬到了他的家乡，上海城外的一个地方。后来家人也搬到那儿去守墓，姓徐的家庭集合在一起，那个地方就叫徐家汇。
两百年后，两种文明终于没有像徐光启和利玛窦那样结合在一起，而是打仗了，结果西方文明胜利。一些欧洲人从香港和广州北上，看中了一座城市。这座城市背后是长江，能够贯通中国腹地，前面是太平洋，那就是上海。他们觉得这个地方比广州还好，准备过日子。但就在他们东逛西看的时候，突然发现上海有一个地方早就有礼拜堂了，还不断举行着天主教的礼拜活动，那就是徐光启的后代住的地方。西方人就在那里造教堂，造学校，造藏书楼，等等，于是出现了“徐家汇文明”。徐家汇文明是现代上海文明的中枢。
我在一篇叫《上海人》的文章里面把徐光启说成是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上海人，因为他与利玛窦等人一起，提供了西方文明和中华文明在非战争的情况下友好交往的可能。
这也就是说，从文化和文明的视角来看，有一些血迹淋漓的生死搏斗，本来是可能避免的。民族主义、铁血军事，未必是历史的必然。
余秋雨：从马可·波罗到利玛窦，世界朦朦胧胧地看到了中国，中国也朦朦胧胧地看到了世界，但是终于走向了悲剧性的拐点——两种文明产生了严重的军事冲突，而且中华文明一败再败。到这时，悠久的中华文明不得不放下架子，认真面对强大的西方文明，心态非常复杂。崩溃、沮丧、气恼、仇恨，包裹着更加变态的自大、保守、固执，使中国的集体精神一下子陷入污泥深潭。任何再辉煌的回忆反而加深了失败的体验，结果，连秦、汉、唐、宋也一起失落，大家都处于一种“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心情之中。
中国人在十九世纪后期遇到的灾难，首先是军事的，因此我们直到今天也习惯于从军事失败的角度去看。有些学者的思想比较深刻，认为在军事失败背后，是政治失败和文化失败。但是在我看来，说文化失败有点不准确。中华文化毕竟已经延续了几千年，在别的文明一轮相继灭亡和中断的过程中一直维持着自己的生命，到十九世纪，还没有充分的理由判定它已经面临灭亡。但是毫无疑问，这种过于长寿的文化在生存状态上确实出现了一系列难以逾越的障碍。在没有逾越的时候，看上去像是不可逾越。
中华文化在当时的生存状态，可以用“僵滞”一词来概括。
一切都源于陈规，一切都不能改变，即使知道出现了大灾难也不知如何应对。这种文化生态，感受最深的是第一批外交官和留学生。他们处于两种文化尴尬相遇的前沿。
我曾查阅过中国首任驻英、法公使郭嵩焘的一些资料，觉得很能说明问题，不妨在这里说几句。
郭嵩焘1875年准备出使的时候，中国上层文化界都在阻止他，理由是，与洋鬼子打交道，就不是正派人。连他的很多朋友都认为，做外交官就是半个汉奸。这不仅仅是无知，比之于七世纪大唐长安出现过的世界多种文化密集交融的景象，这实在是中华文化的一场滑坡式的倒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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