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我很高兴这一年与你们的相处。我已说过多次，本来我对中国的经济很乐观，但对中国的文化不乐观：自从结识你们，我在文化上也稍稍乐观一点了。当然，还只是“稍稍”。
对你们的希望和建议，这一年我零零星星已有不少表述，概括起来是三句话——
第一，把善良当做生命的根。这听起来是老生常谈，但我别有所指。你们从过去和现在都会听到很多动人的口号、漂亮的主张，包括那些国际通行的理念，这些都会理所当然地吸引年轻人的心，然而必须注意提出者的“善良指数”。他们如果以诋毁他人、造谣中伤、歪曲事实、幸灾乐祸为基本手段，那就千万不要追随。这是我在“文革”中取得的经验，那些“打、砸、抢”的造反派提出的口号，也是“为了劳动人民的最高利益”。现在不少投机者连“文革”造反派都不如，完全是在扮演某种角色，你们一定要防范和警惕。不管遇到什么情况，都要把善良作为生命之根，并以此来衡量世间百态。
第二，把创造当做文化的魂。这是针对当前风行的文化保守主义和复古主义而言的。没有面向未来的创造，中华文化便没有前途，我们的生命也没有意义。这些年，文化的误导、政治的需要、大学的风气、民间的无知，造成了对古老话语和故事的盲目崇拜，这是中华文化面临转型和迈进时遇到的一个大泥潭。希望你们能够看清这一点，快速地移身到创造者的立场上来。
为此，你们要增强对传统文化的解读能力和评判能力，增强对一切创新信号、异态信号、陌生信号、后代信号的敏感能力和吸取能力，千万不要成为装模作样的“伪古董”。更重要的是，你们虽然出身北大，我更希望你们不要满足于成为文化的讲述者和评论者，而应该力争创造一点什么，从事文学创作、推动创意产业都可以。
第三，把自己当做独立的人。这就是说，不要盲从已有结论，不要盲从既定规范，不要盲从官方思维，不要盲从传媒误导，不要盲从众口喧哗，不要盲从多数意见。你们要知道，你们在大学里的所学、所读、所听，绝大多数都是前人和别人的想法，整个儿是一个“异己的沼泽地”，明明已经被吞没了还觉得“水草丰美”。只有独立的人格，才有自由的思想。而一个人要唤醒并加固独立的人格，实在是一件很艰难的事。但是，这件事一定要做，否则，只能使平庸的文坛更加平庸，使杂乱的精神更加杂乱。在当前，年轻人更需要从网民的情绪潮汐中自我解救，独立寒秋：冷眼江湖，厕身人海，中流砥柱，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抓住那一点点独立。平心而论，生于今日而求独立，远比老子、孔子、屈原、李白他们的独立更困难，也更可贵。
这三句话，是我历尽半辈子风霜的自处之道，自卫之道，敞帚自珍，且转赠你们参考。人与人之间，生存环境可以千差万别，但生命哲学却处处相通。我与你们深谈了整整一年，彼此的生命也有了关联，因此临别直言，如同家人。
最后顺便说一句：你们今后无论在学习上还是在工作上遇到什么麻烦，而又估计我能帮得上忙的，尽管来找我。
◎王安安
很荣幸地出生于1982年12月28日（系约定俗成之电影诞辰）。幼年起学习乐器演奏及声乐，后转而从事文字工作，有《后校园时代》《昙花之内，时间之外》两本个人文集；2004年开始投身电影、电视剧剧本创作及策划、拍摄工作；200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影视编导专业，2009年获电影学硕士学位；同时作为一名歌手、编剧及电影、艺术、文化活动组织者，正在以各种途径为疗救人类心灵的文化事业贡献力量。
◎王牧笛
他是一名犀利的辩手，创办北京大学辩论协会，喜欢“胡思乱想”；他是一位校园演讲家，摘得北大演讲冠军，擅长“胡说八道”；他读书、写作、演讲、辩论、乒乓、围棋样样通吃，可谓“胡吃海喝”；他六年求学于国际关系，却一朝出轨、投身传媒，实在“胡作非为”！2007年，也就是与秋雨老师相识、相知的这一年，“四胡先生”完成了从学生到传媒人的角色变迁。如今的他供职于广东电视台，继续着“胡思乱想”“胡说八道”的未竟事业。
◎何琳
爱读书、爱音乐、爱提问、爱逛街。曾经作为北大爱心社副社长，经历过一段青春在左爱在右的菁菁岁月；曾经作为校园主持人活跃在北京大学的舞台上；曾经作为北京大学电视台记者团团长和诸多政要、学者亲密接触。带着对世界各国历史文化的好奇心，带着对中国文化独有的自豪感，把促进中国与世界的软实力交流当成终身追求的职业目标，现在是中国驻美使馆最年轻的女外交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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