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过青铜器的线条，我们知道这是一个不拘小节的群体；透过青铜器的比例，我们知道这是一个一切都要求安顿得恰到好处的社会结构。只有在这种群体心理沉淀中，青铜器才会那么得体，那么大气，那么精美。
这里特别需要给大家引入一个符号——饕餮纹。这个符号在中国美学史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青铜器里大量已经成为模式的图案，是由一种凶猛、贪婪的野兽头部提炼出来的。当它提炼出来之后还保持着线条的威猛、狰狞，但已经变成图案了，成为当时文化共性的基本图像。
饕餮纹后来慢慢地离开凶猛、贪婪的原始形态，变得越来越抽象，但线条的力度始终保存，这有点惊人。它的不再贪婪，不再凶猛，按照美学上的说法就叫“积淀”了，内容积淀成形式。我们习惯讲“内容决定形式”，其实在这个意义上形式的价值可能会更高，因为它对于复杂的内容有一种收纳能力。饕餮纹积淀了一个残酷而艰难的血与火的时代。饕餮纹使商代由伟大走向美丽，并用一种形式保存住了伟大和美丽。
除了饕餮纹，我们还要说一说甲骨文里展现的另一种审美形式，那就是书法。甲骨文不是最原始的文字，是文字比较成熟的形态。像半坡文化遗址和红山文化遗址里的一些象形符号，比甲骨文古老很多。对比一看就能发现，甲骨文已经进行过长时间的提炼了。
甲骨文里的象形文字与埃及卢克索太阳神庙廊柱里的象形文字区别很大。甲骨文的象形文字，是高度进化了的象形文字。它摆脱了埃及早期象形文字那样对自然物种的直接描摹功能，而是全部线条化了。线条又经过简化、净化，变成一种具有抽象度的通用符号。但是，文字除了实用意义之外还有审美意义，就是要求每一个字拿出来都好看。这个时候，早期的书法家出现了。这是除了饕餮纹之外，商代审美的第二重点，也是中国书法艺术的起点。
商代的第三个美学贡献，是“美”的概念的正式确立。在甲骨文里，第一次出现了“美”字。从象形的角度解释，我们古人比较讲究物质，羊大了就觉得美，但是许慎作了补充，这个“美”字里面包含着“甘”字的含义。这就由物态上升到味态，由体量上升到风味了。现在一些学者，包括我的朋友萧兵先生提出“美”字的组合不是“羊”、“大”，而是“羊”、“人”。那就是“羊人为美”，即羊和人连在一起为美，这个意义就很不一样了，进入到了文化人类学的范畴。古希腊有羊人剧，古人最早进行表演的时候往往模仿动物的形象，羊是人最喜欢模仿的一种对象。所以在中国文字里，这个“美”字，一定也是和当时舞蹈联系在一起的。这个舞者，在当时就是巫。如果看看和商代同时代的三星堆遗址，就可以知道古人的舞蹈是怎么回事，知道把模仿动物的人形作为美是多么自然。
商代完整地创造了“美”字，而且不久之后，中国的智者们已经把它和“善”分开来讨论了，叫尽善尽美。“美”字有了一种独立的关照，这就了不得。加上前面讲到的饕餮纹和甲骨文书法，商代在审美意义上已经开拓得比较完整。
总之，在我最看重的审美图像系列上，商代有资格、有资本作为我们的首度记忆。
余秋雨：讲过了商代的文化记忆，接下来应该让我们的视线投向何处？毫无疑问，是诸子百家。中华文化从强悍的美丽，走向浓郁的智慧。
这是必要的一步。没有这一步，再强悍、再美丽，也得不到精神升华，缺少穿透历史的力量。
说到诸子百家，我们遇到一个奇怪的现象：现在许多人都知道诸子百家，但其中每一“家”的观点究竟是什么，却都不太清楚，至多只了解一点只言片语。在人们的记忆中，比较清晰的可能只有被看做是中国文化核心的儒家。这就触摸到了中国思想文化界和教育界共同面对的一个大问题：我们应该记住百家的热闹，还是应该记住热闹之后执掌门庭的那一家？
王牧笛：每每想到我们的祖先在古老的星空下，纵横五百年间，对社会、人生、哲学、道德做出过如此积极、广泛、深入的探讨，我都觉得很感动。“百家争鸣”的热闹状态反映的是我们祖先积极、睿智、勇敢，对未来充满希望，勇于探索的精神风貌，值得我们后辈子孙永永远远地记忆。
王安安：我觉得比起历史选择的结果来，记忆当时热闹的状况更重要，因为我觉得在后来的历史中，我们的民族缺少了很多当时的全方位激情，以及当时百家争鸣带来的多元思维方式。对于逐渐走向墨守成规的后代来说，记忆那种古老的热闹、那种创造的激情，可能更为重要。因为这种记忆、这种激情，让我们不仅可以继承优秀的结果，更可以继续创造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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