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我补充一个细节。这个巨子孟胜自杀以前，为了墨家团队的延续，他任命远方的田襄子接任巨子，于是派两个弟子去传达任命。传达完了，那两个人要返回楚国，像团队的其他成员一样自杀；田襄子说，现在我是巨子，我命令你们不能自杀。但那两个人还是不听他的命令，回来自杀了。因此对这两个人的评价产生了很大的矛盾，一方面说他们是壮士，另外一方面则又说他们是不听命令的人。从这样一个小小的后续情节，可以知道墨家团队在纪律上的严格和由此产生的弊端。请注意，过于严格的僵硬，一定会造成机体内部的不协调，并由此产生断裂。
萨琳娜：我记得钱穆先生说，墨学的衰亡很重要的一点是因为墨家追求一种彻底的清教徒式的思想和行为方式，而中国的文化类型，或者民族性里面很难彻底贯彻这样一种清教徒的信仰和生活方式。比如墨家讲“非乐”，不要音乐了；讲“节葬”，节俭葬礼，就连父母的丧礼也很苛刻，做得很彻底、很决绝，彻底斩断个人的家庭理念。这些思想和行为并不适应中国传统的社会形态。
余秋雨：我很高兴大家对墨家衰败原因能发表这么多高质量的意见。这个问题的学术分量很重，关及中国这片文化土壤对社会团体的容忍程度，以及社会团体和生态选择。我认为墨家的毛病出在极端化和权力化这两个方面。
极端化的弊端，我们在分析儒家的中庸之道时曾经讲了不少，墨家就是这方面的一个例证——过度地追求清教徒式的思想和行为，活生生地把自己逼到了一个很小的地盘上，成了“悬崖上的悲壮英雄”，失去了回旋的余地。例如，墨家的基本主张本来是面向底层民众的，但是，动不动就有多少年轻人集体自杀，这种行为就太不符合农耕社会家族伦理的普遍心理了，因此也突破了民众同情的底线，很难继续扩大队伍。
权力化的弊端，正是由团队的组织产生。虽然不是官场，却要花费巨大的精力制定规则、调配力量、执行纪律，这就使一个学派无法再在学理上创新发展而只能停步不前。正是在这一点上，墨家便远不如儒家的生生不息了。又由于权力，引起朝廷的警惕和防范，而自己又找不到足以维系团队生存需要的经济基础。这种严重的生存危机，墨家无法摆脱。
墨家无可挽回地衰微了，但这并不影响它的伟大。就连促使它加速衰微的那些因素，也包含着让人怦然心动的高贵。这又一次证明，伟大与成功无关。
我希望，我们能安排出时间，再讨论一次墨家。
余秋雨：今天，我要借着墨子和墨家，说一说现代文化思维上的一个大问题。必须指出，我们上次提到的墨家的衰微，是从传统历史学的意义上说的。如果我们把眼界放开，从文化人类学的观点上来考察，情况就大大不同了。
一个重大的思想流派，最后成果是它对民间社会的渗透程度。而对其中最重要的思想流派来说，则要看它在民族集体心理中的沉淀状况。墨子和墨家，只是衰微在政治界和文化界，丢失在史官的笔墨间，而对中华民族的集体心理而论，却不是这样。中国民间许多公认的品质并不完全来自儒家，似乎更与墨家有关。例如——
一、“言必信，行必果”的处世原则；
二、对朋友恪守情义，却又不沾染江湖气息；
三、对于危难中人，即使不是朋友，也愿意拔刀相助；
四、以最朴素、最实在的方式施行人间大道，不喜欢高谈阔论；
五、从不拒绝艰险困苦，甚至不惜赴汤蹈火；
……
请不要小看这些民间品质，它们虽然很少见诸朝廷庙廊、书斋文苑，却是中华民族的重要“脾性”，与千家炊烟、万家灯火有关，与田头巷陌、槐下童叟有关。与它们相比，那些书籍记述，反倒浅薄。
这让我们想起一些现代武侠小说。它们正是把这种民间品质提炼成了现代成人童话，而广受华语读者的欢迎，拍成电影后也能让外国观众眼睛一亮。如果从历史学的刻板标准来衡量，它们好像缺少太多依据，但从民族精神的高度来衡量，它们反倒比历史学更真实。真的，墨家，更能吸引后世艺术家的兴趣。有人把这种武侠精神看成低俗，而我的想法正相反，一种游离于历史文本之外、却渗透在历史事实之中的民间精神潜藏，却在那里初露端倪。当然，只是初露端倪，而不是灿烂呈现。真正的灿烂呈现，有待于你们这一代，甚至你们的下一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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