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一篇文章中说过，《诗经》就像一种平原小合唱，而屈原，却不要合唱，只有个人；不要世俗，只想超迈；不怕孤独，只想远行。
与诸子百家相比，屈原也与他们很不一样。诸子百家中很多人都有一种“大道尽在我心”的导师形态、教主形态，像一尊尊雕塑一样珏立在学生、门徒们面前，等待他们提问，然后由自己作出解答。屈原正好相反，他觉得自己有浑身的问题得不到解答，他完全不知道用什么去训导别人。他要呈现的是自己内心的全部苦恼、哀怨、分裂。他没有雕塑般的坚硬，而有一种多愁善感的柔软。他不认为世间有多少通用的哲理，只担忧杜鹃叫得太早，群芳谢得太快。
我这么一说大家都听出来了，这么一个孤独人物的出现，看似偶然，却与《诗经》和诸子百家都划出了鲜明的界线，因此，他是一个重要的文化里程碑。
丛治辰：《诗经》作为中华先祖的歌吟，确实是一种集体话语，我觉得这可能与黄河流域的地理环境有很大关系。我们的早期文明长期活跃在黄河流域的旷野千里，那里适合于聚族而居、相邻而居；而在屈原被放逐流浪的地方，交通不便，物产又丰裕，适合满足个体生存，于是就容易产生个体化的诗。秋雨老师您也说过，《诗经》第一次告诉我们，什么是诗；而屈原第一次告诉我们，什么是诗人。
余秋雨：诗人是一种个体精神的审美自立。诗人的自立与思想家的自立不同，需要有一种自然环境的诱发，或者说，有一种天人之间的互动。你说到他的流放地交通不便，物产不乏，滋长了个体生存，这说得不错。我可能更看重他流放地的另一种环境，例如树木幽深处的花开花落，奇山怪水处的似梦似幻，巫风浩厚处的神人对话，大江险峻处的力量气势……
正是这一切，熏陶着他，塑造了他。结果，像《诗经》那样的黄河流域的“平原小合唱”，也就变成了长江流域的“悬崖独吟曲”。
万小龙：说到这里我想应该把“诗人”做另外一种解释：并非只是一个写诗的人，而是一个在生命整体上充满诗人气质的人；不是以一种哲理的方式讨论生活的人，而是以高度敏感来表达内心、灵魂以及对外部世界的特殊感觉的人。
余秋雨：把自己的生命彻底诗化的人物，在屈原之前还没有出现过。其实直到现在，我们还能看到两种诗人。一种就是你所说的只是“写诗的人”，看到云，看到水，他就冒出了写云、写水的诗句；另一种人则相反，他本身就是诗，比他写出来的诗更像诗。他的思维、情感以及待人接物的方式，都是一团痴迷的天籁。他有点怪异，很可能不擅长交际，大家都不愿意把太多的荣誉交给他。结果，“诗人”的桂冠，常常落到了第一种人，也就是“写诗的人”头上。
顺着这个话题我想起一件小事。两年前我看到一些文章和著作在论述二十世纪的古体诗，有的以内容的重要性来排名，有的以作者的社会地位来排名，我觉得不妥，便自己动手排了一至十名。出乎很多学者的意料，我排列的中国二十世纪古体诗作者名次，第一位是郁达夫，第二位是苏曼殊，原因就在于他们在骨子里就是诗人，而不仅仅是“写诗的人”。我一排出来，很多深谙此道的研究者都点头了。原来他们也知道其中深味，却没有胆量避开重要人物和重要话题。
其实，诗人就是诗人。不承认这一点，就不会有诗的时代。
余秋雨：从今天开始，我要花费较多的时间与大家一起讨论中国文化史上另一个重要人物，他就是司马迁。他不仅仅是一个杰出的史学家，而是一个改变了我们所有中国人的人。是他，使每一个中国人成为“历史中人”。
中国有一套完整的《二十四史》，过去曾被集中装在檀香木的专门书柜里，既气派又堂皇。这套卷帙浩繁的史书所记朝代不一，编撰人员不同，却有相同的体制。这个体制的设计者，就是司马迁。因此，我们也可以把他看成是《二十四史》的总策划。
有了他这个起点，漫长的中国历史有了清晰而密集的脚印。这个全人类唯一没有湮灭和中断的古文明，也有了雄辩的佐证。但是，正当我们一次次为这种千年辉煌欢欣鼓舞的时候，会突然安静下来，像被秋天的凉水激了一下，使我们清醒，因为我们看到了整部历史总策划的身影，那是一个脸色苍白、身体衰弱的男人。
他以自己破残的生命，换来了一个民族完整的历史；他以自己难言的委屈，换来了千万民众宏伟的记忆；他以自己莫名的耻辱，换来了华夏文化无比的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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