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不管研究的结果如何，我们看到的事实是：当一种沉睡了很久的巨大文明要重新说话的时候，当一个早就遗失的记忆打着哈欠要重新醒来的时候，它会有一股杀气。它好像有一种力量，会把参与者卷入到一种无名的灾难当中。
科学和很多文化的区别就是这样：文化一直保持着自己庄严的神秘性；科学家呢，总是努力地要说明它。但是必然有一些东西永远也说明不了。就像埃及金字塔前那个狮身人面像，它到底在笑什么？不知道。为什么似笑非笑？不知道。你能解答它吗？不知道。
那么，甲骨文也遇到了这样的情景。第一号、第二号人物很快死亡，而且我后面会讲到，甲骨文前期研究的最高峰一一王国维先生也自杀了。在甲骨文的声音要出来之前的这个仪式性祭台上，虽然死的人似乎不是那么多，但是分量足够了，方式足够了，原因也都很神秘。王懿荣的死因是清楚的，但是他内心怎么想、他临终前怎么来与甲骨文的残片告别，我们不清楚；刘鹗的死因表面上也是清楚的，但是为什么那么奇怪的罪名会突然落在他身上，落到他身上以后会判那么重的罪，会流放到新疆，会得脑溢血？这也很神秘。
当文化的神秘性完全被解释清楚的时候，文化的宏大感、朦胧感、苍凉感就没有了。所以我们一方面仍然要用科学思维去探索那些奥秘，另一方面还是要尊重天生的神秘性。只有在这两种力量的均衡之中，才能完成我们的文化思考和文化体验。
《草叶集》的作者惠特曼曾经说过，文学的魅力是把昨天、今天和明天连在一起。怎么连在一起？不是靠已获得的结论，而是靠永远的悬念。别林斯基说，我们祖先把解决不了的问题交给我们，我们也解决不了，只能交给后代，这种递交就是文学。文学最有魅力的地方就是在一些永远找不到答案的领域里来体验世界的神秘、人生的壮阔，来体验我们和祖先共同的苦恼惊慌、共同的精神连接。
刘鹗也死了，死得那么早、那么快，也留下了一堆甲骨。他的儿女亲家叫罗振玉（刘鹗的儿子刘大绅娶了罗振玉的女儿），是一个更大的学者。在学识上，他既超过了王懿荣也超过了刘鹗，而且超过很多。他研究的范围非常广泛，在每一个领域里都有自己很杰出的贡献。罗振玉在刘鹗家里看到了很多甲骨，他快速地做出判断：王懿荣说这是占卜用的，刘鹗说这是殷人的刀笔，这都很重要，但更重要的问题是：它在哪里出土的？因为只有知道在哪里出土，我们才会从整体上准确地判定它的时间和来龙去脉，以及它和整个中国历史的关系。所以罗振玉密切地关注着甲骨真正的出土地。
现在说起来这很简单，但在当时却非常困难。因为甲骨已经被卖得很贵，很多古董商人为了防止别人争夺，千方百计地把出土地点当做了最重要的商业机密。回想起来，王懿荣出的价钱已经不低了，刘鹗钱多一点，收价也贵一点，罗振玉的钱更多，收价更贵，又有很多外国人开始介入，甲骨的价格就更高了。古董商人为了要垄断市场，编造了好几个地方，一会儿说河南汤阴，一会儿说河南卫辉。罗振玉还派自己家里的人去那考察过，刘大绅也去找过，但都没有找到。罗振玉知道这有问题，但是古董商们都定了行规，嘴都很严，谁都不说甲骨到底在哪里出土。后来，他终于从一个喝醉酒的古董商人嘴里听说，出土地好像是河南安阳一个叫小屯的村庄。
对罗振玉这样的大学者来说，只要讲到安阳，他马上就会想到，那是洹水的所在地，由此又联想到《史记》和《史记正义》里面各种各样的记载。罗振玉已经感觉到，甲骨的出土地如果真是在安阳，真是在洹水边上，那么那很可能就是殷商的都城所在。他意识到了问题的重要性，所以先派自己的弟弟过去。大家可以设想一下，安阳的小屯村在罗振玉弟弟眼前会出现什么样的情景？
王安安：刚才秋雨老师讲到，当时甲骨已经被炒得很热，价格非常高，中国人在收购，外国人也在收购，而这个地方又被古董商人保密着。所以我觉得最可能的就是这个小屯村田地荒芜，大家不做别的事情，都在自己家后院或者田地里刨甲骨。我的眼前呈现出了一个个大坑，村民都在那挖掘着可以创收的宝贝。说不定还有的人已经在着手制作假的甲骨了。
余秋雨：你的设想很合理，你所说的这一切都发生了。所有的人都在挖甲骨，不种地了，由此产生了一系列冲突，例如地产所有者和甲骨挖掘者之间的矛盾，产生了械斗。一家人互相保密的情形也发生了。古董商人一来自然就有了集市，大家拿着自己挖掘的甲骨浩浩荡荡都去了，去了以后才发现，原来我的丈夫还有这一麻袋是我不知道的。最奇怪的是那些不太懂事的小孩，在大人已经刨过的地方，他再去挖，挖出一小片一小片的甲骨。甲骨不在于大小，而是在于里面文字的多寡和重要性，因此小孩也可能赚大钱。而且正像你所说的一样，开始出现了假甲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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