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完成了一项真正意义上的人文研究，这篇文章也可看做中国近代新史学的起点。中国古代历史在缺少鉴定和证明的情况下延续了那么多年，最后终于从地下获得了鉴定和证明。所以在二十世纪前期，尽管兵荒马乱、生灵涂炭，中国学者却进入了一个特别让人感到骄傲的时代。他们用科学的方法，使我们古代的历史更可信、更可依赖了。这是一个与当时的社会现实很矛盾的了不起的成就，似乎对中国的新生有一种预示。可是，正如我前面讲到的，王国维没有摆脱甲骨文大师共同经历过的悲惨命运。
1927年6月2日的早晨，王国维像往常一样，出门上班商讨教学事宜。之后他又向同事借了点钱，雇了辆洋车往颐和园方向驶去。十一点钟他进入园内，在石坊前坐一会儿后便漫步进入鱼藻轩，从怀中取出纸烟慢慢抽起来。烟尽火灭，他突然纵身跳向昆明湖。这位声名显赫的大学者就这样平静地走向死亡。王国维到底为什么死，永远也说不明白。似乎能够说明白的是他那篇短短的遗文，但是遗文好像也不能完全说得清楚。
我想从宏现上来分析一下。当时的中国表面上看起来，出现了一个非常特别的“三相结构”：社会现实发展得越来越糟糕，古代文物发现得越来越辉煌，中国学者却表现得越来越杰出。这“三相结构”有一种强烈的不一致。我们现在可以潇洒地来谈论它，可对王国维来说，他需要用自己的生命去支撑这个“三相结构”，这就非常难了。他对古代了解得太多太多，特别是当甲骨文发现以后，商代已经重重地压在他身上，再加上他的其他研究成果，已经使他艰于行走了，但脚下的现实生活又是那么混乱。大家可以设想，一个人肩上的包袱越来越沉重，而脚下的路越来越崎岖，越来越狭窄，最后毁灭的只能是他的生命。他完全不知道自己的肩膀和自己的脚应该怎么来处理这个问题，最后只能选择死亡。
我始终认为，甲骨文不是导致王国维死亡的主要原因，但是一定在他肩上增过重。
如果说王国维表现出来的是一个高贵的悲剧结构，那么他的好朋友罗振玉，却进入了一个怪诞的悲剧结构。罗振玉肩上的分量也很重，在尖锐的矛盾当中，他简单地选择了不矛盾，那就是选择“古”。所以在现实生活中他就选择一个已经被推翻的王朝。他追求复辟，到伪满洲国任职，成为伪满洲国的一面文化旗帜。这等于造成了另外一种自杀。
你们看，当一个民族要把自己早期的声音说给当代大地听的时候，就会出现很多牺牲者。牺牲的形态可能是悲壮的，比如像王懿荣；可能是窝囊的，比如像刘鹗；可能是无奈的，比如像王国维；也可能是怪诞的，比如像罗振玉。这些中国现代学者的生命，组合成了一种祭坛前的供奉。
余秋雨：1928年，也就是王国维死后的第二年，情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甲骨文大师们纷纷走上毁灭之途的时代结束了。当时国民政府成立了中央研究院，院长是蔡元培先生。中研院之下成立了一个历史语言所，这个所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考察殷墟，像李济、梁思永等著名的考古学家都参与到殷墟考古中来，他们带来了国际规范，带来了现代考古学的严密规则。殷墟和甲骨文的研究，就从可歌可泣的祭奠阶段解放出来了。
这里我想询问，在你们想象当中，现代考古学在哪些方面会超过从王懿荣到王国维的以金石学为基础的甲骨文研究？
王牧笛：比如说，一些技术手段和探测方式的变化会使得发掘更加便利，考古的范围和视野不断扩大，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进步。像水下考古，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
王安安：这一阶段的研究要更加规范，是建立在一个完整的学科体系上；还有就是注重国际交流，把人类在各个历史阶段的各种人类文明进行横向比较，这是从前所没有的。
王秋实：另外，我觉得现代考古界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不像之前的个体行为。现在更多的是一个团队、一个组织进行某种大规模的考古发掘，而且重视了对文物的保护。
余秋雨：角度不一样，但每一点几乎都讲对了。第一，科技手段和组织力量的介入使得大规模的场地开挖成为可能，之前靠几个学者根本完成不了这项工作，你再有钱也就是多买几片甲骨而已。第二，由此可以从地质分析判断文化形态，从而就能更好地确定年代，以及这个年代的整体生态状况。第三，从此他们的每一个发现都受到国际考古学界的关注，国际考古学上任何新的思路、新的方法又快速地被运用。这就和我们前面说的几位大师级的甲骨文研究者完全不一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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