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像你们这样讲，别人是听不明白的。闪光点很多，却概括不起来。
书生智慧，在中国不是少了，而是多了，而且是一种超浓度的多。因此一直有人试图把它们统合起来。由于智慧与智慧之间互不服气，因此统合者常常会借助于超验的力量，例如汉代的董仲舒就试图以“天人感应”来作为“独尊儒术”的背景，结果走向了反理性的虚妄之途，而真正的儒家还在随着社会的政治风向而命运起伏不定。魏晋名士们想以道家来刺激儒家，却也没有产生坚实的思想成果。从北魏到隋唐，佛教兴盛，韩愈等人试图为儒家张本，成效不大，反而出现了儒、佛、道互渗互溶的趋向。于是，最终出现了宋明理学，以朱熹为核心，整合成了一个以儒学为本的庞大思想体系。
朱熹以一种宏伟的理论气概，使原本处于散落状态、感觉状态的儒学，具有了严密的哲学逻辑，这显然是受了佛教的影响。他试图确立中国学理的单一本体，划分出“形而上”和“形而下”的区别，然后统贯天地万物。
他认为世界的本原便是“理”，一切都由此出发。结果，因它，构成了千年儒学的完整形态。
遗憾的是，朱熹构建这一理论之时，社会现状与他的理论体系产生了极大的矛盾，因此他不得不又衍生出“存天理、灭人欲”的社会理念，制定出一系列行为规范，成了中国人的精神桎梏和行为镣铐，符合了政权统治者的利益，却成了社会进步的阻力。在学术的真实性体验上，他用“格物致知”的方法试图沟通“物”、“知”、“理”之间的渠道，也只是一种空幻的设想，难以产生真正的认识论成果。
到了明代中期的王阳明，已经看出朱熹的问题所在，便不再在几重难以沟通的概念间勉强连结，而明确提出“心外无物”、“心外无事”、“心外无学”，连那个至高无上的“理”，也都是心的化身。因此，不必辛辛苦苦又怨声载道地去“存天理、灭人欲”了，只要“致良知”就可以了。朱熹认为，人的“行”是发自内心的，而“知”却要向外求取，到了王阳明这里，哪里还要到心外去求知？一切都本于心，因此自可“知行合一”。这显然是对宋明理学的一大推动，因此也可以独立地称之为“心学”。
如果硬要比较，就我本人而言，当然更喜欢王阳明的“心外无事”、“心外无学”、“致良知”、“知行合一”等说法，因为我的人生实践证明，这些概念帮我渡过了很多社会灾难，并有所作为。但是，如果从纯粹哲学的高度上来分析，这里所说的“心”、“良知”等概念还是朦胧迷离的。对这个问题的分析，我建议大家读一读李泽厚先生的著作，如《宋明理学片论》、《己卯五说》、《实用理性与乐感文化》等。就我涉猎所及，他讲得最为深入。
朱熹和王阳明这两位哲学家都很了不起。我曾在一篇写岳麓书院的文章中记述过朱熹晚年受迫害，与他最信任的学生蔡元定诀别的感人情景。我又在一篇写家乡的文章中评价过王阳明先生的惊人生命力。王阳明作为一个世界级的大哲学家，居然又成了明代最能打仗的将军之一，这在人类文化史上都找不到第二人。
这实在是一个让人赞叹不已的健全生命。我仰视他，并不仅仅因为他是我的同乡。
在文化专制的大背景下有这么健全的文化生命，这一事实，常常使我产生自勉的激情。
余秋雨：我们之前一直避开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那就是西方文明的传人。梁启超把这件事情说成是中国历史进入第三阶段的分水岭。哪三个阶段？即中国之中国，亚洲之中国，世界之中国。西方文明的传人，使中国变为世界之中国。
其实从元、明、清一直到近代，中国遇到的重大麻烦和重大进步，大都和西方文明有关，直到今天也还是这样。
中华文明受到另一种文明的审视，这在古代早就频频发生了。尤其是唐代，光是长安城就拥塞着多少远方的目光？但是，这种目光有深浅之别、宽窄之别、长短之别；而这种目光是否有记述，是否有影响，更是决定了它们不同的重要性。
对中华文明来说，最重要的远方目光，来自两个著名的西方人。一是十三四世纪的马可·波罗；二是十六七世纪的利玛窦。
可以想象，他们对中国非常好奇。这种好奇，也引发了我对他们的好奇。我一次次去威尼斯，就是为了寻找马可·波罗的遗迹。我甚至还赶到了葡萄牙，去访问利玛窦的一所母校，遗憾的是，那所学校的校长已经弄不清楚这位重要的校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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