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作象征性的示范，我在这里要引入一首诗作。它为“人类生态”找到了一个最成功的直觉形式，很值得一读。
这就是奥地利诗人里尔克写一头在动物园栏杆内转圈的豹子的诗——
它的目光被那走不完的铁栏，
缠得这般疲倦，什么也不能收留。
它好像只有千条铁栏，
千条铁栏后便没有宇宙。
强韧的脚步迈着柔软的步容，
在这极小的圈中旋转，
仿佛力的舞蹈围绕着一个中心，
有时眼帘无声地撩起，
于是有一幅图像浸入，
通过四肢紧张的静寂，
在心中化为乌有。
里尔克找到的直觉形式是人类之外的，但这样别致的直觉形式反而更强烈地表现了“人类生态”和“人生意识”。这头豹子非历史、非政治、非道德、非科学、非学术，既是一种“人化的自然”，又是一种自然化的形式，冲击着人们的审美直觉。
这便是有关艺术创造的一个动态定义。
对于情节性的作品来说，“人类生态”的具体形式，就是一个一个的人生。
人生，这个最普通不过的概念之所以要在艺术创造论中郑重推出，是因为大多数艺术家虽然不能不表现人生，却总是只把它放在背景地位或次要地位上，造成普遍的本末倒置。
有人会说：这无非是在重申艺术要表现人。是的，但又不尽然。我们在这里不是一般地谈论人，而是在强调人生。
人生，是人的历史性展开，是人的动态发展流程；人生，是人创建自身价值的过程，离开了这个过程，也没有严格意义上的人；人生，是人自我选择的长链，离开了这条长链，便没有人的存在，更没有人的本质；人生，是人在客观世界中的履历，人因有这个履历而使自己具备了真实性；人生，是人的生命的具体实现，离开了人生而可以被独立谈论的人，只能是抽象的人，抽象的人也有研究价值，却很难成为艺术表现的主要对象。
在过去受机械唯物史观的影响只重视客观题材不重视人的情况下，强调“文学是人学”，呼吁各种艺术对人的皈依，当然是重要的，但在艺术中，人总是呈现为一种感性展开状态。因此，艺术中的人，大多是人生化的。
与培根“艺术是人与自然相乘”的定义相比，“文学是人学”的说法只说了一半。“人”的“自然过程”，就是人生。
我发现，要说明白这个简单的道理很不容易。多数文学评论者还执著于单向的“人学”，都习惯于对作品的人物性格作静态解剖，结果从理论到创作，人物的性格概念远远强于人生概念。这种状态，很难适应历史转型期的生活现实和创作现实。
其实，时间过程比静态结构更为重要。如果说某个典型人物可以解析成一个有机组合的系统，那么，这个系统的来龙去脉是不能被斩断的。它在不断地自我调节着，甚至不断地破损和修复着。阿Q的性格系统已有学者作过细致的解剖，但我们需要记住的是，鲁迅并不是预先精确地设定了这个性格系统再进行写作的，而是把这么一个人投放到社会历史之中，让他走完他的人生历程，然后才完成对他的生存本质的确定。在文艺史上，一切写成功了的人物形象，虽然都有被静态解析的可能，但总是更明显地体现了艺术家的过程意识，亦即人生意识。
即便是不直接呈现过程的造型艺术，也总是以瞬间来展示向往、憧憬和回忆，总是包蕴着时间上的趋向感，总是溶解着人生意识。即以达·芬奇的《蒙娜丽莎》来说，人们当然可以静态地解析她的比例、肤色、丰韵、衣衫、发式、姿态、背景，但是，她的更为吸引人的魅力，在于她的神秘的微笑的由来和趋向。大而言之，她的魅力，在于她正处在自己重要的人生过程和历史过程之中。同样，中国古代绘画中无论是萧瑟的荒江、丛山中的行旅，还是春光中的飞鸟、危崖上的雄鹰，只要是传世佳品，都会包藏着深厚的人生意识。
现代不少艺术家已开始从热衷于描写性格及由性格派生的行动，转变为喜欢描写行为。行动常常是特定性格的必然结果，而行为则不同，可以有性格的因素，但更决定于人物的社会角色、年龄层次、地域风貌、现实境遇，因而，它对性格的反铸力大于性格对它的制约力。
在这种转变中，萨特存在主义的影响不可低估。其实就世界文坛而论，在萨特之前就开始了这种转变。
萨特不同意种种先验的决定论，主张从人的各种自我选择中，从人的行为系列来考察人的存在情况，然后再来裁定人的本质。这种观念，体现了一种与变幻无常的现代节奏相适应的人生意识，在我看来，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最值得重视的精神建树。当然，这种精神建树也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艺术思维，特别是有关艺术中的人的思维。
耽美书斋推荐浏览： 余秋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