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回到余家，祖母仔细问了外公听到消息之后的反应，然后说：“阿秀，今天晚上多点一盏灯吧。”
妈妈说：“好，把那盏玻璃罩灯点上！”
当时村庄里点的灯，都是在一个灰色的煤油碟上横一根灯草。那盏玻璃罩灯是妈妈的嫁妆，在村庄里算是奢侈品了。妈妈点亮那盏灯后，又说：“我把它移到窗口吧。”
祖母说：“对，移到窗口。”
窗外，一片黑暗。妈妈知道，如果在上海，今天晚上一定是通宵游行，祖母会带领着难民收容所的大批职员出来参加全民欢庆。
“我去炒点花生吧。”祖母说着站了起来。
“好，我来帮你。”妈妈跟着向厨房走去。
过了七天，妈妈特地上街，去看看挂邮箱的南货店有没有上海来的快信。
一问，刚到。妈妈站在街角赶快拆开，果然是爸爸来通报日本投降消息的。但信后有一段话，使妈妈紧张起来。
爸爸在信里说，我的姑妈余志杏，已经在欢庆抗日战争胜利的那个晚上，当街向民众宣布，与她的那个革命战友正式结婚。当时像他们一样宣布结婚的，有十几对。到第二天，姑妈才突然醒悟，这事祖母知道了一定会生气，但已经来不及了，她决定过些天带着丈夫一起到乡下向祖母请罪。爸爸在信中要妈妈先对祖母做一点试探。
那天吃过晚饭后，妈妈对祖母讲述爸爸的来信。她绘声绘色地称赞上海青年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夜的狂欢场面，又故作轻松地说到很多恋人当场宣布结婚，祖母听了，笑得合不拢嘴。
“妈，我真希望志杏、志士他们那天晚上也把自己的对象拉出来一起宣布结婚呢！”妈妈说，小心地看着祖母。
祖母说：“他们哪有这种好福气！”
妈妈说：“志杏可是说过，要在我们结婚半年后宣布结婚。那天晚上……”
祖母立即转过头来，看着妈妈：“是不是志敬信上还写了什么？”真是敏感。
妈妈笑了，说：“果然是做娘的厉害。志杏那天晚上真的宣布了……”
祖母的脸，突然被打了一层寒霜。
这下妈妈慌乱了，支支吾吾劝解了好半天。
祖母好像什么也没有听见，如泥塑木雕。
终于，祖母说了声“睡吧”，就回自己房间了。
第二天，吃早饭时，祖母对妈妈说：“那个人，我连见也没有见过。我一个人，这么多年，就她一个女儿了，她都知道……”
妈妈听出祖母今天讲话很不利索，连声调也变了，便立即打断，说：“是不对。让他们在谢罪时多跪一会儿！”
“你写信给志敬，我不见他们，叫他们不要来，来了也没用。”祖母说得斩钉截铁。
我出生那天正下雨。雨不大，也不小，接生婆是外村请来的，撑一把油纸伞。雨滴打在伞上的啪啪声，很响。
按照我家乡的风俗，婆婆是不能进入儿媳妇产房的，因此祖母就站在产房门外。邻居妇女在厨房烧热水，进进出出都会问接生婆“小毛头是男是女”、“小毛头重不重”。祖母说：“不要叫小毛头，得让他一出生就有一个小名。”
“叫什么小名？”邻居妇女问。
祖母想了一会儿，又看了看窗外，说：“小名随口叫。秋天，下着雨，现成的，就叫秋雨。过两天雨停，我到庙里去，请醒禅和尚取一个。”
第二天雨就停了，祖母就滑滑扭扭地去了庙里。醒禅和尚在纸上画了一会儿就抬起头来说，叫“长庚”吧。他又关照道，不是树根的根，是年庚的庚。
回家的路上祖母想，管它什么庚，听起来一样的，村里已经有了两个，以后怎么分？
她还是没有进产房，站在门口对妈妈说：“和尚取的名字不能用，和别人重了。还得再找人……咦，我怎么这样糊涂，你就是个读书人啊，为什么不让你自己取？”
妈妈躺在床上腼腆地说：“还是您昨天取的小名好。”
“我取的小名？秋雨？”
“对。我写信给他爸爸，让他定。”
妈妈也想借此试一试爸爸的文化修养。爸爸回信说：“好。两个常用字，有诗意，又不会与别人重复。”
于是，留住了那天的湿润。
从此，我就成了我。那么，这本书里的一切称呼也就要根据我的身份来改变了。除了祖母、爸爸、妈妈外，爸爸的妹妹余志杏我应该叫姑妈了，爸爸的弟弟余志士我应该叫叔叔。妈妈的姐姐，那位朱家大小姐，我应该叫姨妈，而朱承海先生夫妇，我则应该恭恭敬敬地叫外公、外婆。
外公是我出生后第七天上午才来的。他一进门就是高嗓子：“听说取了个名字叫秋雨，好，这名字是专门送给我写诗的。”他清了清嗓子，拿腔拿调地吟出一句：“竹篱——茅舍——听秋雨，哦不对，平仄错了。秋是平声，这里应该放仄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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