饥荒终于过去了。几顿饱餐竟然让我们觉得很不好意思。
年轻的生命永远是不可理解的奇迹。明明面黄肌瘦地饿了好几年，一旦得到浇灌，立即变得神采奕奕。女同学本来已经长大，现在营养刚刚跟上，便亭亭玉立地成了天然美女，走到哪个朝代哪个国家都毫不逊色。男同学们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浑身爆发出一种青春豪情，学着男子汉的沉稳步伐天天讨论着天文地理，深信自己的学识一定不会低于地球任何一个角落的同龄人。
毕业时我们拿过学校发下来的报考大学目录，一页页翻完，再看背面还有没有，只嫌“够得上自己水平的大学”太少。当时的中国和世界，都互相关闭着。
我和两位最要好的同学相约，三人以抽签分工，分别考全国最难考的理科、医科和文科高校，目的是二十年后再聚，就能知道世界的全部了。
我不幸抽到文科，那年全国最难考的文科高校是上海戏剧学院。抽到理科的那位同学考的是清华大学，抽到医科的那位同学考的是第二军医大学，也都是当时最难考的。
在上海戏剧学院的课堂上，紧坐在我边上的同学叫李小林，著名作家巴金的女儿。但当时巴金的日子已经不太好过，班主任盛钟健老师轻声地告诉我，巴金在一九六二年五月的一次会议上公开揭露，中国作家处于提心吊胆之中，不可能创作出像样的作品，主要是因为有一群“到处乱打棍子、乱扣帽子”的所谓“批判专家”。他指的是张春桥和姚文元，但当时这两个人正受到上海最高领导柯庆施的信任。巴金的发言连美联社也报道了，他的命运可想而知。
这也算是我进入大学的第一课。我终于知道天下有一种人，专以批判他人为生，把自己打扮得好像在与强大的黑暗势力斗争，其实真正拥有权力背景的恰恰是他们。因此，他们是恃强凌弱的“伪斗士”。
我再一次问盛钟健老师：“巴金的发言是在一九六二年五月？”
盛老师说：“对。”
这正是饥荒最严重的日子。我的叔叔就在那时揭露了饥荒的真相。
巴金先生，在同样的年月揭露了“文化饥荒”。
我当时就想，这就是勇敢和崇高。
这年我刚满十七岁，不知道天下的很多勇敢和崇高都面临着风暴。
一 大民主
人生中，会有这一天。
就像一队人长途赶路。在这天之前，你是一个被牵着走的人，跟在后面的人；在这天之后，你变成了一个搀扶别人的人，走在头里的人。
这是一个“成人礼”，却没有预告。
我的这一天终于来到了。
爸爸让我牵住了全家人的手。但抬头一看，前面的路没了。
那是一九六六年八月的一天傍晚，夕阳凄艳，十分炎热，我从学校回家。
爸爸小心地看着我，目光有点躲闪，嘴角有点笑意。好像做错了事，又好像要说他没有做，却不知如何解释。这神情，使我和他的关系突然产生了逆转。
爸爸扫了我一眼。对祖母说：“阿坚揭发了我。”
“阿坚？”祖母问，“他揭发你什么？”
爸爸支支吾吾地说，吴阿坚揭发的是历史问题。说是共产党刚刚解放上海的几天之后，有一个人在路边拿出小本子写了一句反共的话给大家看，爸爸看了，却没有把那个人扭送到公安局。
爸爸说，阿坚已经把这个揭发写成大字报贴了出来。
祖母立即问：“照阿坚的说法，他自己也看到了，为什么不扭送？”
爸爸苦笑一下，说：“这是每次政治运动的规则：他一揭发我，自己就安全了。”
“这个黑良心，还是眼红我家。”祖母说，“你先定下心，看他怎么闹。”
“没法定心了。”爸爸说，“一人揭发，大家跟上。所有的老朋友都争着划清界限，大字报已经贴了一大堆。”
“老朋友？揭发什么？”祖母问。
爸爸突然语塞，低下了头。
祖母看了我一眼，轻声问爸爸：“是不是真有什么把柄？”
“没，没有！”爸爸连忙辩解。他以最快的速度扫了一眼妈妈，说：“也有大字报说我岳父是地主，是赌徒，还把大姐的公公判刑的事连在一起了。”
妈妈皱起了眉头。祖母的眼光立即从妈妈脸上移开，紧接着爸爸的话头问：“他们有没有揭发你父亲抽鸦片？”她要把话题从朱家挪回余家。
“那还没有，恐怕快了，阿坚一定会揭发。”爸爸说。
“他揭发？那鸦片是在哪里抽的？鸦片馆是谁开的？你也该反过来揭发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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